一位台商在杨凌注册独资康泉公司时，第二天的回程机票已经确定，他希望走时能带上企业外汇帐号。按照正常的程序至少也得1周以上才能完成审批，杨凌示范区招商局牵头，经贸局、工商局的同志加班加点，台商在中午1点拿到了《台港澳同胞投资批准证书》和工商执照。第二天上午杨凌农行的同志又陪同台商去咸阳人行办好了外汇帐户，下午台商顺利返回台湾。时隔不久，台商第二次来杨凌时就带来了第一笔资金。

　　这是杨凌示范区招商引资工作中的一个小插曲，也是务实高效的“杨凌速度”的一个具体实例。

　　杨凌示范区党工委书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张光强说：“示范区下大力气去拼争的是三件事：环境建设，示范带动，招商引资。我们花了7年多工夫，在营造一个好的投资环境上下了很大的力气。最近，示范区管委会从280多家地方政府中脱颖而出，被权威学术机构评定为全国唯一的‘最具责任感地方政府’。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加上雄厚的科技实力，良好的人居环境，以及我们全程推行的投资服务链和服务承诺制，使得我们的软硬环境都过硬起来，示范区也无可争议地成为西部地区最好的投资热土之一。”

　　近几年，杨凌年均引进资金8亿多元。今年一季度，随着聚粮食品等产业项目的开工，宝鸡市高利房地产公司与杨凌示范区房地产公司合作开发杨凌第一高层住宅项目即将启动，预计今年共有十几个投资在3000万元以上的招商引资项目可望在年内开工建设，其中投资1亿元以上的项目有4个。

　　在杨凌示范区企业投诉中心，他们全面推行“三个一”工作制度，发放“一个绿卡”，就是投资者绿卡，客商享受各方面的优惠待遇，一旦部门有刁难和吃拿卡要等行为，客商出示绿卡，企业投诉中心要立即查处；开展“一站式”服务，就是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好全区的行政审批大厅，切实做到人员到位、职责到位、办结时效到位；实行“一口式”收费，就是统一收费标准、统一收费单位、统一收费方式，不许乱开口子。2004年，企业投诉中心处理企业投诉15件，办结15件，企业投诉较2003年下降了160％，办结率达到了100％。

　　投资服务链条的畅通与否，与各种制度政策的落实力度直接相关。去年8月份，几个执法人员在杨凌一家餐饮企业执法时行为不文明，示范区主要领导得知后严令查处，该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到有力保护。与此同时杨凌在全区展开讨论并大力倡导“软环境比硬环境更重要”和“优化环境无止境”的理念，狠抓干部作风建设，营造亲商、安商、扶商、富商的投资环境。

　　落实投资服务链还体现在对已进入企业的后续优质服务上。招商局局长文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招商后更需要安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以企引企”，“以商招商”，推进招商引资工作。几年来，示范区一直坚持“一切为了企业、一切方便企业、一切服务企业”的宗旨，认真履行服务承诺，全力服务入区企业，为企业最大限度地创造快速发展的优良环境。

　　为了切实解决杨凌投资环境中的突出问题，进一步优化投资发展软环境，推动诚信政府建设进而带动诚信社会建设，2003年起，示范区在全区范围内推行以政府作表率为核心的服务承诺制，积极探索诚信社会建设。服务承诺制推行三年多来，按照不断完善、逐步提高的思路，推行范围从最初的55家单位扩大到了101家，涵盖了示范区、杨陵区、各乡镇三级党政机关、执法部门和窗口服务单位，承诺的工作人员1200人。通过发动社会监督、强化投诉处理、开展满意度测评等措施，使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作风明显好转，社会各界对政府服务环境的满意率逐年提高，群众反映问题的渠道进一步畅通，意见和建议得到及时有效处理，企业投诉和群众来信、来访做到了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结果。在2003年－2004年组织的3次服务保障满意度测评中，社会各界对政府服务环境的满意率均达到了95％以上，未发生一起“吃、拿、卡、要”现象以及涉企“三乱”现象。2004、2005年度，在陕西省综治委组织的社会治安满意度调查中，示范区群众对治安环境的满意率连续两年名列全省11地市（区）之首。

　　短短几年间，杨凌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科乡，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城市模样的农科城，入区企业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从建区前的零零星星几家企业发展到现在登记注册企业累计800余家，其中注册资金500万元以上的企业170家。外贸出口持续位居全省前列，2005年出口额达到近6000万美元。全区生产型企业累计达到100多家，其中投资亿元以上的企业6家。2005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16亿元，“十五”期间年均增长52.5％。

　　“十五”期间，杨凌示范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48.6亿元。2005年，示范区技工贸总收入达到56亿元，十五期间年均增长50.7％；地方生产总值达到18亿元，年均增长22.7％；财政收入达到1.76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1.23亿元,年均增长26.7％。示范区被命名为全国卫生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和全国农业旅游示范区,通过了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国内、国际双认证。

　　（本报记者 孙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