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者：张车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张天蔚本报评论员

　　对话张车伟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向社会公布了《劳动合同法》草案，广泛征求公众意见。

　　作为我国第一部针对劳动合同进行规范的法律草案，《劳动合同法》草案涉及中国亿万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成为2006年立法中的一件大事。

　　《劳动合同法》在劳动报酬、恶意欠薪、合同终止后的补偿、试用期及事实劳动关系等同于无限期合同等方面，均给出了详细规定。

　　这部侧重于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如何得以真正执行，并让中国亿万劳动者真正受益？就此，我们走访了社科院有关专家。

　　很多立法时没有预想到的新情况不断出现，而其整体趋势对劳动者不利

　　立法应对“资本强势”

　　张天蔚：最近，作为《劳动法》的一个补充，《劳动合同法》草案正在征求意见；此外，相关法规如《劳动争议处理法》、《就业促进法》等也都在推进当中；包括对《劳动法》的修改呼声也很高。这种种情势，是否意味着政府对劳动者的保护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张车伟：是这样。我们现有的法律中，对劳动者保护的体系是非常弱的。1994年颁布《劳动法》之前，中国根本没有针对劳动者权益的立法，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根本不承认有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也不承认有失业。从《劳动法》颁布后的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用人制度的改革才开始真正走向市场。但时至今日，十多年过去，真正保护劳动者的法律，还是只有这一部《劳动法》。中国近十年变化很快，很多立法时没有预想到的新情况不断出现，而其整体趋势对劳动者不利。

　　张天蔚：就是所谓的“资本强势”越来越明显。

　　张车伟：这是因为在市场中，劳动者与代表资本方的雇主之间地位不对等，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加剧。几年来，学术界一直就在呼吁，《劳动法》应当修改，以适应新情况；其次，光有《劳动法》这部“总法”不够，涉及到劳动者权益的具体问题，还需要有不同的法律法规来支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劳动合同的规定。

　　没有法律保护，劳动力作为弱势方最终被资本完全控制，人被当作“物”来使用

　　劳动法：倾斜是真正的公平

　　张天蔚：《劳动合同法》草案向劳动者倾斜的很明显，比如其中规定：没有合同，但有事实劳动关系的，就视同于一种无限期合同；劳资双方发生争议时，以有利于劳动者的解释为准……但有一个问题，法律应该是公平约束双方的，如果带有明确倾向，从法律长线来看，会不会造成问题，比如对雇佣方的保护不够？

　　张车伟：我觉得不会。劳动合同与其它合同都不一样。在劳动力市场上，所有劳动者，人人都应当受法律保护，不管你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如果法律只承认书面合同，则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就被抛到了法律保护之外，而他们可能恰恰是最弱势的，最需要法律的保护。此外在市场化的劳资关系中，劳动者普遍处于弱势地位，这种时候需要法律来保障，否则劳动力最终会完全被资本控制，人被当成一般的生产要素———“物”———来使用。

　　张天蔚：以往在一些经济学家对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价格等问题的论述中，也确实是把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来考虑的。

　　张车伟：劳动力是一种生产要素，但却是一种特殊的要素，有一些基本的权利必须得到保护。所以，像《劳动合同法》草案这样侧重保护劳动者权益的立法思想，是人类社会主流的导向。

　　在一个市场经济当中，工资的决定应当有一个“三方机制”：劳方、资方和政府

　　工资决定机制尚不完善

　　张天蔚：在《劳动合同法》第一章里规定有“集体合同”，“工会组织或者职工代表，有权与用人单位通过平等协商，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签订集体合同。”这当然主要是就劳动条件来谈的。问题是，在有工会组织的企业中，还可不可以另外推举职工代表？

　　张车伟：我国规定有职工代表大会。但我国企业在这方面的组织建设，尤其是涉及到工人组织方面的建设是非常滞后的。

　　张天蔚：有这条规定后，是不是就意味着职工可以和用人单位之间进行劳动条件的谈判？但目前看来这种情况还很少。

　　张车伟：这是我国现在的一个缺陷。本来在一个市场经济当中，工资的决定应当有一个“三方机制”：劳方、资方和政府，资本主义社会经过这200年的发展，通过这种机制的建立，很好地解决了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这种矛盾。

　　张天蔚：他们之间不断地有谈判。其中包括工作条件、非货币性收入、福利等。

　　张车伟：对，形成一个很好的有效的工资协商运行机制，应该说，这样的机制在我国并不完善。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大到难以想象。适当提高劳动者工资，并不会削弱这种优势

　　摆脱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

　　张天蔚：尽管1994年开始有了《劳动法》，但执行得非常不好，被披露出来的各种侵害劳动者权益的事件非常多，比如制鞋厂、箱包厂工人的苯中毒；比如超时劳动、无报酬加班、低工资等问题……很多，但似乎难以通过某种法律或谈判机制得以解决。我想一是可能担心劳动权益争议问题会演化成社会事件；二是经济学界的担心。整体来说，中国在世界市场的分工分配上，还是属于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的。如果劳动保护的相关法律执行起来，形成一个工资谈判机制、劳动者博弈力量加大后，会不会造成工资上涨，造成我们的“比较优势”或成本优势的丧失？有经济学家干脆认为，政府、法律都不要干预工资的谈判，应该完全由市场决定。

　　张车伟：你说的很对，这两方面问题都存在。持那种观点的经济学家也非常多。但他们忽略了一点，从表面看，工资上涨，会使经济效益受到损失，投资减少，经济增长受到影响，但劳动力相对资方的弱势地位，市场是解决不了的。在劳动力严重供大于求的情况下，资方占巨大优势时，劳动力的工资会压低到极低的状态。长期如此，国家的收入分配会陷入到两极分化的状态，虽然对微观层面的企业效益没有损失，但社会公平的代价非常大，两极分化反过来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最终变成社会成本。

　　即使不谈社会公平，仅从经济上来讲，两极分化会造成弱势群体收入永远在低水平，这样，国内的消费永远启动不起来。我们看到的情况正是如此，经济增长很快，但穷人得不到钱，经济发展只能靠国家的大力度的投资来推动，而国内的消费一直难以启动。

　　从工资的角度讲，在劳动力严重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对工人加强保护的话，不会对就业造成损失。加强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无论从经济还是从社会角度，对国家的好处更大。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大到难以想象。拿制造业来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可能是美国的四十分之一，但中国工人生产率是美国的十分之一，甚至有国外经济学家认为基本没有区别。生产力和成本之间差距如此之大，工人工资稍微提高怎么会有影响呢？而且缺乏对劳动力保护，内困外困都会产生。比如欧洲会认为，你这样的劳动力成本是人为的、故意的，把价格压低到你的成本以下。它不理解你的成本为何如此之低，于是制裁我们，加大关税，钱被外国的政府拿走了。那还不如拿这些钱给我国的劳动力涨工资。中国很多内部、外部的困境，根源就在这里。很多经济学家看不到。<<

　　张天蔚：如果始终不重视对劳动者保护，其实会造成一种“劣质资本”：这种资本对廉价劳动力有极强的依赖性，应对市场波动的办法永远都是压低工资，订单一少就裁员，而放弃搞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张车伟：随着劳动供求形势的变化，这样的企业被淘汰是自然规律。

　　《劳动合同法》等法律，司法成本可能会很高。政府仍然要在劳动者保护方面起主导作用

　　政府是保护劳动者的主导力量

　　张天蔚：《劳动合同法》中说，县以上各级政府的劳动保障部门是《劳动合同法》的监督主体，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这部法的执法主体。但现在中国各级政府介入经济活动非常多，甚至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比如说政府工程。而在许多政府工程中出现的拖欠工程款的现象，本身就造成了对劳动者权益的损害。

　　张车伟：按法律规定，劳动的监督主体应该是法院，劳动关系的最终裁决是在法院，应该是在政府之上的。劳动法更应该借助法律层面来发挥作用。

　　张天蔚：从你们的研究来看，地方政府对劳动者保护究竟能起多大作用。

　　张车伟：目前作用不大。地方政府应该是中立的，或偏向于对劳动者的保护。但现在有些地方政府的政策却会向雇佣方倾斜，因为经济发展是他们的一个重要政绩，担心把资本吓跑了。因此，把GDP作为唯一的发展标准，正是科学发展观要扭转的思路。

　　张天蔚：我们了解，在我国实际司法过程中，很少支持集团诉讼；工会组织的作用也还在探索之中。因此即使有了《劳动合同法》等法律，劳动者单独主张权利的法律成本也会很高。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有什么力量能够对这个法律的执行、监督起主导作用？

　　张车伟：立足于我们的国情，只有靠政府。政府要在这个法律的执行、监督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政府应该是没有自身利益的，人民和国家利益就是政府的最高目标。一个真正清正廉洁的政府，应该可以通过加强立法、规则的制定，和加大对执法情况的监督，主动保护劳动者权益，矫正不正常的劳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