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记者 葛如江 刘保军

　　农村税费改革后出现的乡村债务问题，已成为村干部上访、农村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的隐患。过去因为完不成乡镇分配的农业税指标，一些村干部只好自己掏腰包垫付，甚至从信用社贷款完成乡镇下达的农业税任务，而现在想要回自己垫付的这笔钱却讨债无门。在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今天，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亟待予以重视和化解。

　　收税时，四处借贷

　　方国保是安徽省望江县凉泉乡原和平村的党支部书记。2004年，和平村与另外两个村合并为横山村，在新的村两委选举中方国保落选了。他告诉半月谈记者，安徽实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特别是中央提出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以后，农业税的收缴便越来越困难了。

　　为了完成农业税征收任务，乡镇便把各种税费任务落实到村里，完不成的村干部必须先垫付。乡领导说，等农业税收齐后再把钱还给村干部。方国保说：一到收税的时候，我们村干部就要四处借债。原和平村7个干部从支部书记到妇联主任都垫付了钱，总共有5万多元。我是书记，垫付的最多，现在还有13000元垫付款要不回来，其中7000元是信用社的贷款，每年要还利息，现在光利息就已经付了1500多元了。

　　和平村原主任汪清已去世一年多了，在村里工作了18年的这位老干部3年前为村里垫付的农业税，至今还有2400元没能要回。2002年，汪清因为身体的原因卸掉了村主任的职务，也就在这一年，他的儿子汪晖任村支部副书记，和他父亲一样也是光垫钱不领工资，汪晖总共垫付了1万多元。早知道是这样，说什么也不让他们爷俩在村里干了。汪清的老伴王应兰抹着泪对记者说。

　　还款时，遭遇清欠难

　　目前王应兰的生活十分困难。她说，老伴患肺癌去世，在省城合肥住院前后花了4万多元。汪清死后，村里给了她1000元，剩下的2400元欠款要等村里下次给。为了还债、躲债，40多岁的汪晖去年带着妻子到江苏打工，把两个孩子留给老母亲照看。

　　方国保的儿子和儿媳妇原来在县城的棉麻厂工作，2004年一起下岗。方国保和老伴仍然住在上个世纪80年代建的老房子中，现在全部的经济来源就是2亩地。我老伴身体不好，动过两次手术，前后花了2万多元，辛苦了20年想不到是这个下场。

　　据了解，原和平村被农民拖欠的税款有20多万元，而合并之后的衡山村被拖欠的税款有30多万元。衡山村支部书记方结苟说：我们现有9名村干部，除了一人是乡里下来挂职的外，都有垫付的钱没有收回来。乡里就让我们找老百姓把拖欠的农业税要回来，但是现在根本不可能。

　　记者来到凉泉乡政府，汪旺年乡长告诉记者：村干部垫付农业税的情况确实存在，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农户的钱收不上来，村干部为完成任务只能自己垫付。说老实话，现在清欠越来越困难，全乡的债务有700多万元，下辖的10个村有债务900多万元。汪旺年一脸的无奈。

　　警惕乡村债务成为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据悉，到了2004年，全国乡村两级基层债务总额已经超过6000亿元。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玉林认为，农村债务问题是实行农村税费改革，特别是免征农业税以后暴露出来的新问题，如此巨大的债务必须及时化解，尤其应该重视解决负债村干部群体的问题。由于乡村负债规模巨大，加上债务关系复杂，因此应该首先理清关系，然后再决定如何标本兼治。对农户所拖欠的国家税费、合理的乡村提留以及用于公用事业的一事一议款所形成的农户欠款，要进行登记、核实，做好清收准备，必要的话可以到法院起诉；对属于村组干部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所形成的农户欠款，就要核实注销；对确因家庭经济困难或天灾人祸一时无法还清欠款的，可适当减免或全部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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