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记者 段羡菊 杨三军 梁钢华
由农村党员直选乡镇党委书记,这对于全国多数农民群众来说还是新鲜事,而成都市新都区11个镇的党委书记全部产生于党员群众的公推直选。中共中央组织部将新都等地的经验概括为两项,第一是通过公推产生候选人,第二是召开党员大会进行直接选举。 2006年3月1日,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欧阳淞明确表示,中央组织部是支持公推产生候选人的做法的。根据部署,更大规模的试点工作将在2006年乡镇换届选举中展开。
一变干部作风
在最新完成的一次选举中,新都大部分镇党委书记得以续任,但干部们的心态悄然变化。在新都首开公选之风的木兰镇,民选党委书记刘刚毅亲历了这一场改革,而今,这位生于1972年的年轻干部已经生出很多与年纪不相称的白发。
白头发确实是公选书记两年来增加的,工作上的事比以前操心多了。据一些参加选举大会的农民党员回忆,时任区委书记李仲彬当时在台上发表讲话说:群众把你刘刚毅选得上,也可以把你选下来。今后的工作怎么办?总的来说,就是把要群众的(钱)包弄圆了!
我们做事,必须符合老百姓的愿望。刘刚毅担心这种表述过于老套,接着强调说,工作过程中,干部的思维和作风有很大转变。
这种变化生动地体现在成都北国家铁路编组站在新都的建设中。这一工程在木兰镇占地1500亩,涉及5个村31个村民小组(当地叫社)500多户,截至2006年春节前,绝大部分农民配合镇政府拆了房子,重新建了新房。
工程并非一帆风顺,刚一开工就阻碍重重。老百姓对拆迁补偿的期望值很高,有的要价甚至比政策高几十倍。但这是国家的重点工程,补偿标准由上面统一制定,镇政府在补偿上没有了让步的余地,阻工经常发生。
2003年12月,刘刚毅参加竞选当选为书记。我下村,老百姓对我说,你是公推直选的书记,如果补偿低了,我们不答应,下次不选你!按照以往惯例,国家重点工程建设补偿标准没得说,高也执行,低也执行,用当地干部的话说干部要你(农民)拆就拆。搞了10多年乡镇工作的刘刚毅坦言:以前我搞工作时,主要是考虑把本职工作搞好,为了完成任务而完成,现在更多地将工作和为农民服务结合起来。
刘刚毅组织干部把国家的政策张榜公示,并走村串户发资料,为的是让老百姓知道镇干部没有在政策上损害他们的利益。农民拆迁和重建新房过程中的所有问题,镇干部都去收集解决。2005年6月30日下大雨,一些拆迁户还住在工棚里,镇干部全体出动,买来塑料布盖在漏水房子上,在小学腾出地方给农民住。以前镇干部工作没这么细,刘刚毅说,从开工到现在,单为了拆迁的事,镇干部基本上没好好休息过。
同样是成都北国家铁路编组站工程的拆迁,另外一个没有进行选举改革的乡镇就没木兰镇这样平稳。过渡房没安排好,一些老百姓就被镇干部动员迁出,结果没地方住,老百姓意见非常大,上访不断,后来酿成群体性事件。鲜活的经验与教训为改革提供了评判标准,也为加强和改善党在基层的领导、破解信访难题等现实问题提供了启示。
二变政治风气
刚提拔不久的区委副书记麻渝生,是新都民主政治探索的主要操作者之一,这一系列新政正发生在他当区委组织部长期间。这位纪委出身的干部对当地的时局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目前公推直选已经显现三大效应:
其一,群众也能监督领导干部。不少基层党员认为,领导不是我选的吗?那就要接受我的监督,事情没办好就要追究责任。有的镇党委书记就说:以前群众觉得找政府办事是来求你,现在你要干不好,农民就要监督你。公推直选造就了民主的氛围,新都又适时推行民主测评制,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和群众代表对区党政领导干部测评,评议结果向社会公开。更为开放的是,区政府常务会议和区委全委会也时常有群众代表参加,领导干部在一起开会有上下之分,讲话有所顾忌,而一般群众参加会议,他不管你是不是领导,有话就说。这样起码使决策者可以听到不同的意见,决策时更慎重一些。
其二,杜绝了跑官要官现象。现在新都的乡镇党委书记用不着再到组织部长或者其他领导那里去跑官,因为部长和领导们说了也不算数。有些地方总是有人跑官要官、卖官买官,那是因为个别领导手里攥着官帽子。现在要跑官,你向群众去跑,去为群众办事。组织部的职能要转变──所谓组织部,就是组织党员群众选干部。
其三,唤起群众的政治热情和参与意识,同时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公选镇党委书记在新都是一件盛事,看似细微的制度调整触及了党员干部和群众心中最敏感的神经。各乡镇中党员参选率最高达90%,最低也有83%。每个选举现场都是人山人海,残疾人、老年人都来参加,有的务工人员从外地匆匆赶回。要知道,开一个几十人的支部会不难,但一个乡几千党员参加大会则实属不易。民主的气氛感染了群众,两年来全区党员发展人数和入党积极分子人数都比以前多20%。一个村民受现场感染,提出也要参加村支书竞选,有人提出你不是党员,没有资格,他回答说,我马上报名申请入党。
发展党内基层民主,必须首先从改革和完善基层党内选举制度入手,真正让党员群众选择自己信得过的当家人。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川在新都的现场会上说,公推直选初步实现了从领导提名单,群众画圈圈到群众公认选干部,多数群众说了算的变化。
三变经济发展环境
在一些干部眼中,相对于经济指标而言,依法行政与保障民主权利只是等而次之的执政目标。这种思维与以财税论英雄、以GDP论先进的考核评价体系有直接的关系。新都区委书记牛敏说,基层民主建设是经济发展的保障,只要这个地方的民主做好了,就比别的地方多一个经济发展的条件。
木兰镇党委书记刘刚毅认为,民主和经济发展没有矛盾。前些年不少老百姓反映干部贪污老百姓利益,干群关系紧张,发展怎么抓得起来?去年木兰村在镇政府支持下,集资修好了一条2公里长的路。以前即使有这个想法,村民也不会提出讨论,因为大家没有参与热情。
2005年2月,全国著名民营企业家、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在新都考察后,计划在军囤镇投资上亿元建一个饲料厂。他表示:我这个品牌到其他地方投资都有优惠,但我不在乎土地价格、税收等优惠条件,我在乎的是新都的民主氛围和政府办事效率,这就是最好的投资环境,最好的优惠政策。2003年底新都完成财政收入8个多亿,2004年过10亿,2005年达到12亿。
编后语:新都的改革已经告一段落,其中的意义正在逐渐显现。基层改革实在不易!
其一,改革需要巨大的勇气。改革整体上已经进入攻坚阶段,自下而上的政治改革风险依然很大。首先是改革能不能成功;其次,即便是改革在一时一地取得了实效,能否获得上级的肯定和推广也未可知。如果还是我改你不改或者下改上不改,那么配套措施的缺位和环境的压力必将影响改革成果的巩固和持续发展。
其二,改革需要政治智慧。改革者首先要熟悉显性规则,确保改革措施不违背政策精神,而是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展开。如何化解体制的种种沉疴,引导官员认同改革、参与改革、推动改革,是对决策者的一大考验。
所幸两年过来,新都的改革以实践回答了这些疑问,群众和领导两头都满意,基层干部们也在转型中实现自我提升。如今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场生动的草根改革在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中就此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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