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在地上的精致世俗——导演丁黑专访

　　一个来自西北的导演，拍摄了一个极为细腻的上海故事，给了我们意外的惊喜。

　　撰稿／钱亦蕉（记者）

　　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既是“上海弄堂的女儿”，又是“海上繁华旧梦”破灭的见证者，电视剧《长恨歌》把这样一个藏在文字城堡里的旖旎女子和这样一个藏在市井里的迷情故事拉近距离，放在你我的眼底。原本这该是落在地上的世俗，导演却赋予这份世俗以精致的外表。于是，家长里短也变得浪漫起来。

　　上海人的群体精神特质

　　新民周刊：小说一共分三部，分别写了三个时代里王琦瑶与三个男人的情感纠葛，现在电视剧里，８０年代的“老克勒”的戏淡化了，却把原本与她没有暧昧关系的程先生的戏，大大加重了，为什么？

　　丁黑：现在写的是王琦瑶与四个男人的情感经历，把程先生作为贯穿人物。从时间、经历发展来看，程先生是唯一可以见证她一生，伴随她左右的人。

　　新民周刊：原本王琦瑶是绝对主角，男人不过是她生命中的过客。但在电视剧里，导演似乎把很大一部分注意力从女人移到了男人身上，片中的男人变得重要起来，特别是片头，几句话外音说的都是程先生。

　　丁黑：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女人戏，结构还是王琦瑶的一生。只是通过她与四个男人的感情纠葛来表达，所以必须有对应关系，不能把男人简单化了。编剧蒋丽萍为丰满程先生这个人物做了很多工作，重新理顺了整个叙事脉络。王琦瑶人生的精彩和悲剧都是通过与男人的关系来体现的，而程先生是一生爱护她的男人，所以放在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

　　新民周刊：在电视剧里，王琦瑶给人的感觉是对外界局势太不了解，不管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她对政局都漠不关心，好像生活在真空里的人。

　　丁黑：那个时代里，确实有这样一些人，她们对外界不是不了解，而是打心眼里不愿去了解和关心。她们生活在自己的愿望中，对生活中的吃吃穿穿用足心思，从内心排斥外界的那些政治斗争和运动。我觉得这恰恰是王琦瑶这样一群人的精神特质，他们更关心自己的内心需要，大时代来临时，仍看着眼皮底下的那一块，可以说是小资的代表特性。

　　新民周刊：相对于小说的阳春白雪，电视剧肯定会更生活化，更世俗化，你如何来把握？

　　丁黑：读王安忆的小说，有一种文字上的享受，但我从里面读出了世俗，这恰恰是上海文化的群体特质，很实际，不关心大道理，注意生活细节。所谓吸收资本主义文化，在北京，肯定给弄成了“主义”、“理论”，而在上海，就是衣食住行这些相关的东西。这是我对上海人和地域的看法，而电视剧改编的优势就在家长里短。蒋丽萍老师在吃吃喝喝方面很擅长，用上海话说“门槛精”，语言呀、世俗道理呀，有很多积累，所以我们的电视剧其实是把世俗放大了。

　　新民周刊：电视剧里的道具、场景布置都很精致，给人很浓厚的历史感。据说美术赵海和你一起，为了精确还原，前期努力了将近半年时间？

　　丁黑：道具、场景这些东西提供了施展空间，对上海的理解找到了外在表现。赵海对这些流落在民间的旧物品很感兴趣，在旧货店、老百姓家里，到处淘。这次事前做功课时间特别长，从图片到文字到实物，力求能够更到位。但是，我们找的东西还是不够，有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东西反而好找，比如旧时的照相机，而当时用的那些日常的锅碗瓢盆几乎都没有了。我们国家没有成熟的影视产业，所以没人做这些事（收集或仿造过去的东西），要准确重现过去时代很困难。

　　新民周刊：小说是根据一则新闻故事来演绎的，所以源头就是“上海小姐”之死。但电视剧把这个“源”给抛弃了。结尾处理得比较虚。王琦瑶没有死，程先生死了吗？

　　丁黑：结尾是留给观众一个悬念，程先生是否死由观众自己来判断。其实王琦瑶死还是不死，并不是关键，关键是王琦瑶的那个时代，属于她的事和人都已经过去了，她即使没有死，但那个时代离她而去了。

　　新民周刊：作为北方导演，却拍出了上海味道浓烈的电视剧。拍《长恨歌》，最大的难度在哪里？

　　丁黑：其实北方人拍上海戏，跟一个现代人拍古装戏一样，没什么好奇怪的。我觉得难度更多的不是在创作层面，而是非创作因素。主要是在资金方面，尽管《长恨歌》从电视剧拍摄角度来说已经是大制作了，但真正要重现那个时代还是遇到很大的成本压力和周期压力。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和资金，相信可以拍摄得更好。本来我们不想进车墩，觉得那些东西太假拍得太多了，但后来没地方可拍，还是去了车墩，只是做了一些改造。现在电视剧低成本操作惯了，像我们这样想做得精致一点，反而会遭到业内一些人的质疑。我觉得中国老百姓特别好，老给他们提供这样的快餐式食品，也不抱怨。

　　集体的创作智慧

　　新民周刊：《长恨歌》的配乐和歌曲也很贴切，拍到解放这一段时，为什么会想到配上《茉莉花》这首歌呢？

　　丁黑：为了表达这样一种情绪吧，有点仪式性的感觉。当时听到这首歌，觉得把需要的感受传达出来了，特别准，所以就叫“黑鸭子”组合重新演唱，配录上去。

　　新民周刊：片中穿插了很多黑白镜头回放，还有字幕，这在电视剧中很少见到。为什么想到使用这样独特的表达方式？

　　丁黑：使用了默片手段，这要归功于我们的剪辑刘淼淼。我一直说《长恨歌》体现了集体的创作智慧，刘淼淼是非常棒的剪辑，《天下无贼》、《雍正王朝》、《玉观音》等都是他的作品。刘淼淼对这个戏很有感情，所以创作性地运用了一些叙事手段，或许不一定被所有人接受，但他确实觉得需要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对这群人的关注更客观，而不是陶醉其中。

　　新民周刊：能谈谈与编剧蒋丽萍的合作吗？据说，您拍摄时很忠于剧本，还经常找来编剧商量？

　　丁黑：我们合作得很愉快。在拍摄全过程中，有觉得不对的地方，我就把她找过来改。因为每个戏的形式不一样，像这个戏，有浓厚的上海味。蒋丽萍的剧本奠定了这样的上海特质，特别准。我没有她的生活底子，所以我想到的意思，如何来体现，还需要她。我们的合作很默契，一般我说，她就听，然后总会拿出我需要的东西。到后来，她知道我要什么，我也知道她有什么。

　　新民周刊：能评价一下演员的表演吗？

　　丁黑：主角不说了，我就谈谈几个有些争议的配角吧。比如蒋莉莉，大家觉得她舞台腔重了一点，但这是我们对这个人物和那个时代的理解。如果对３０年代电影中的人物有些了解的话，会很熟悉这样的情感夸张，其实她这个人物很可爱。还有许媛媛和顾玛丽，有人说演得比较夸张，有点漫画式，我也有不同理解。当你出场机会不很多的时候，必须抓住强烈特征的东西，观众才会对这个人物有印象。《长恨歌》展现了上海人的群像，要把这些人物的形象拉开，就必须把每个小人物都设计得鲜明、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