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里飘来栀子花香

　　上海是一个特别注重细节的城市，即使在最艰苦的时代环境里，上海人仍想着把最普通的生活过得精致，过出滋味来。那些刻着时代印记的物品或许就承载着上海人生活的方式和生活的品质。

　　撰稿／钱亦蕉（记者）

　　《长恨歌》描写的是１９４７年到１９８４年将近４０年的故事，也展现了从上世纪４０年代到８０年代之间的上海城市面貌和上海人的生活细节。导演丁黑和美术赵海恰巧是两个没有在上海生活过的北方汉子，然而他们却通过一朵花、一张纸，把细节还原到最真实。通过电视剧《长恨歌》里人物生活的住房环境和起居用品的展现，向我们重现了一幅上海市民的生活长卷。

　　平安里、爱丽思公寓、蒋家花园

　　在全面兴造新式公房和住宅小区之前，上海的故事基本是发生在弄堂里的。弄堂是上海人的生活之本，有着烟火气的感性。《长恨歌》里的“福寿里”、“平安里”、“吉庆里”，展现了上海弄堂和石库门建筑的风貌。

　　红砖外墙，大大黑漆木门，门上半月形（也有别的形状）的雕花石框，石库门的外貌往往显得沉重而严肃。内部来说，由于建造时上海土地寸土如金，所以造得紧凑，加上高高的墙，就显得有点阴湿和压抑。解放前，这种被西方人称为“联排房屋”的建筑，往往一栋（一个门牌号）就住一个大家庭，因此所有的喧哗似乎都是包在里面的，当然也有二房东再把房间租给别人住。“亭子间”、“客堂间”、“厢房”、“天井”，顶上还有“老虎窗”，这些就是上海石库门里特有的名词，也是上海人日常起居的所在。

　　如果是老式石库门，大多是两层结构，没有煤卫设备的。但到后来的新式石库门和新式里弄，天井演变成了小花园，没了前客堂、后客堂之分，一般每层只有一大间加上一小间亭子间，底楼是灶间，顶楼有晒台，好一点的住宅不仅有煤气、浴缸，还有冷热水龙头。比新式里弄更高档的还有公寓楼房，再豪华的就是花园别墅了。在老上海，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往往住在不同的里弄住宅中。你看《长恨歌》里的王琦瑶是小职员家庭，所以就住在新式石库门“福寿里”，等到她父亲出了车祸，家道落魄，就搬到了“吉庆里”，相当于老式石库门。而有权有钱的蒋莉莉一家就住在宽敞气派的花园别墅里，花园外面是有“枪篱笆”的，里面是有大草坪的。王琦瑶被包养时住在“爱丽思公寓”，那种小楼里似乎专门就住着“金丝鸟”的，绫罗绸缎和流苏纱幔后面藏着的是寂寞。洋行里做的程先生则住在公寓大楼里，那个升降电梯天长日久地见证着楼里面的兴衰荣辱。

　　《长恨歌》里最重要的“平安里”，据说是在“建业里”和“天乐坊”拍的，是典型的石库门里弄。拍的是解放后的弄堂，这时候一栋房子要住好几家人家了，于是邻里关系就变得亲密也复杂起来，所以才有了王琦瑶搬进来时所说的“我不用（楼下的）公用厨房，他们不上来用公用晒台”。这时的上海居住环境已经很逼仄，独门独户是不可能了，但一般上海人对“合用”、“独用”都异常敏感，向往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

　　弄堂边刷马桶的人，弄堂中央竹竿上飘着的衣裳，还有弄堂口的公用电话、锅贴馄饨摊，都是上世纪９０年代之前，上海人最典型的生活场景。喜欢东家长、西家短的闲人照例是每条弄堂里都有的，他们的眼神最容易集中在弄堂里的单身女人身上。白天的弄堂是热闹的，晚上，那铁皮罩下的路灯照着曲曲折折、四通八达的小弄堂，昏暗中显出落寞来，而私密往往是藏在这昏暗背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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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家花园——太原别墅：蒋莉莉家是在太原别墅拍摄的。太原别墅坐落在太原路１６０号，是法国晚期文艺复兴式花园住宅。前身是英国狄百达夫人的住所，建于上世纪２０年代，后来又成为国民党的物业；国共决裂，美国派遣政界重量级人物马歇尔将军作为特使到上海调停，并住进这幢别墅，因此得名“马歇尔公馆”。到了１９５３年，被市政府外事处接管，如今，別墅成为瑞金宾馆的分馆“太原别墅”。

　　平安里——建业里、天乐坊：平安里的弄堂分别在建业里和天乐坊拍摄。位于建国西路４４０弄的建业里，建于１９３０年。建业里分东弄、中弄、西弄三条里弄，均为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采用南方水乡屋顶建筑和西方联列式住宅的毗连形式，有马头风火墙等。巷弄布置严谨，序列清晰，总弄与支弄之间有砖砌半圆拱券门洞相隔，分２２排共２６０栋。天乐坊位于吴江路６１弄，吴江路不仅是休闲美食街，而且有不少老式里弄。

　　蝴蝶结、白兰花、丝巾

　　上海女人对于服饰的讲究，绝对可以在全国排在前列，即使六七十年代，清一色的卡其布，也是要在领子上翻出一点花样。有时，上海人的用心处，往往就在配饰上面了。

　　电视剧里王琦瑶出场时头上大大的三个蝴蝶结很惹人眼，不过据说四五十年代的女中学生，确实流行戴蝴蝶结。那时用的是塑料丝带，后来又转变成用绸缎，做衣裳的零头布拷一下边，在辫子上扎出蝴蝶结，更与衣服相配。解放前的女中学生，统一的丹士林布学生旗袍，只有在蝴蝶结上显示出与众不同来。

　　还有王琦瑶母亲襟上的白兰花，精致地显露着上海女人的打扮分寸。上海中层女性，是不会去用香水的。白兰花的幽香和素淡，恰好是上海女人的最爱，不显山露水，却芬芳美丽。不管是之前别在衣襟上，还是后来的扣在纽子上，作为点缀的白兰花在上海长年不衰。至今还可以在街头巷尾看到当季的时候，老太太“拎着竹篮，竹篮里铺一层蓝布，洒了水的，整整齐齐放着白兰花……”，当然那句著名的“栀子花、白兰花”，也令人生出无限的遐想。

　　上海女人的爱美是骨子里的。即使“文革”时期，稍作打扮便会被粗暴列入“资产阶级”行列，连王琦瑶这样的女人穿窄口裤管出门，都要被剪掉。但上海女人还可以在毛主席像章上想花头，像章选小一点、精致一点的，总归还是允许的吧。那些手工制作、有机玻璃的主席像章，别在胸前，权当作胸针吧。

　　到了改革开放的８０年代，人们又可以热烈地装扮自己了，从王琦瑶女儿薇薇身上可以看出端倪。那时候，女孩子又流行烫头发了，但还不敢放开烫，而是烫个刘海、烫个辫梢什么的。衣服的颜色又开始亮起来了，再配上长长的丝巾，女人的妩媚好像又重新回来了。丝巾与过去那种以保暖为目的的羊毛围巾是不一样的，正因为不是为了保暖，丝巾的装饰功能得到了最大体现。与以前的蝴蝶结一样，丝巾可以用来配衣服的颜色，可以在打结上变换花样，柔软、飘逸。

　　潮流是每个时代都有的，只是８０年代的潮流显得特别生涩，而且短暂，喇叭裤、青果领、超短裙、踏脚裤……总是像一阵风一样席卷而来，倏忽而去。先是在质疑里穿在“阿飞”们的身上，然后在马路上变成千人一面，这样的时髦都好像“批发”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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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的克（ｓｔｉｃｋ）：司的克是外来词，就是拐杖，文明棍。有句童谣叫做：“先生名叫密司脱，手里拿根司的克”。如果说蝴蝶结、胸针、丝巾、太阳伞等等都是女人的装饰，那么唯独司的克是属于男人的。这种司的克与老人手中的拐杖不一样，好像是摆摆派头的，《长恨歌》里的程先生在解放前就有一根，一直留到５０年代都不舍得扔掉。

　　咖啡、乳腐、西餐

　　上海人生活的精致在吃的方面也体现无遗，吃里面是有很多讲究的。上海餐厅里的小碟小盘，每样一点点的“腔调”简直让北方人受不了，好像猫食一样。但是，它一定是“色”、“味”两全的，也一定是要有点“名目”的，而且还夹着一点点“洋派”。

　　上海人对吃其实是有点“疙瘩”（挑剔）的，否则《长恨歌》里程先生也不会因为一碗虾仁面就放弃在英国继续留学深造，回到了中国；而蒋莉莉也不会因为吃面还是吃饭问题跟北方来的丈夫分食。程先生这样的人在解放后基本上过的是双重生活，白天中山装、人造革黑包，是最普通劳动群众中的一员；晚上回到家，咖啡、红茶，过的是“小资产阶级”生活。即使是一心革命的蒋莉莉，每天吃完晚饭，也还是要泡上一点咖啡过过瘾的。到了食品短缺时期，凭票买的糖连喝咖啡都不够用，只好上黑市找黄牛了。而程先生居然还搞来了黄油，把黄油涂在一片片的白馒头上，自是那个年代最好的享受了，难怪蒋莉莉要手舞足蹈了。

　　有一集里面，王琦瑶就着乳腐吃泡饭，但是乳腐里要加上一点麻油，这就是上海人的讲究了。虽然是已经简单到底了，但仍旧不是粗茶淡饭得不知滋味。所以，上海人虽然日日吃泡饭，但是酱菜却有很多品种，酱瓜啦、榨菜啦、大头菜啦、萝卜干啦、苔条花生啦、豆瓣等等，花头也蛮透的。

　　上海人对西餐包括西式点心一直情有独钟，虽然有一段时间，咖啡店里点的是白蜡烛，奶油蛋糕变成了“奶白”蛋糕，但是总有些人还是要光顾，还有人专门要到淮海路上去买蛋糕呢。到了８０年代，上海的西餐厅只有“红房子”、“蓝村”等两三家，所以里面往往要排长队，一批人坐着吃，后头还排着两三批人，真是一点情调也没有了。不过，时间长了，坐着的人面不改色，等着的人也不露声色，这种场景大概只有上海才有了。

　　“文革”，受冲击最大的是服务行业，所以８０年代重新恢复起来时，会让王琦瑶、程先生这样的老上海生出许多“不像样”的感叹。比如，桌上用的是塑料台布，瓶里插的是塑料花，服务员身上的衣裳都是发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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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房子”：红房子西菜馆１９３５年开设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创业时名为“罗威饭店”，以法式西菜和西式服务为特色，是上海滩第一家法式西菜馆。上世纪４０年代重新开设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店名为“喜乐意饭店”，因门面漆成红色，被当时常去聚会就餐的工商界人士称作“红房子”。１９４９年解放后，在梅兰芳大师的建议下，更名为“红房子西菜馆”。

　　无线电、搪瓷杯、工作手册

　　吃的东西几十年来变化不大，用的东西就日新月异了。比如４０年代的手摇式留声机，５０年代的无线电，６０年代的电唱机，７０年代的黑白电视机，８０年代的录音机，在《长恨歌》里几乎都可以看到。

　　以前上海人起居生活中的很多物品，现在已经不大容易看到了，以前淮海路有家旧货商店，专门买卖老货色，倒可能寻到一些木壳留声机之类的东西。而解放后特定年代的物品，则更不见踪影了，大概只有到废品回收站才能找到。比如竹壳热水瓶，印花饼干听，娃娃头年历，流苏台灯……也都成“古董”了。最最典型的是所谓“劳动用品”，比如搪瓷杯、工作手册、劳动手套等等，现在都看不到了。这种搪瓷杯一般是白的，外面印了号码和单位名称，其实不只是搪瓷杯，以前人家里用的大多茶杯，不是印着单位名字，就是印着什么什么奖，基本都是公家发的。还有工作手册，牛皮纸封面上红色的字，里面就是横条本子，好像是当时一种统一的笔记簿。那时，单位流行发东西、领东西，发来领来的，自然是整齐划一，没有变化的东西。实用第一，美观第二。上海人家虽然也用这些东西，但总想着要有点特别，所以一改革开放，首先就把这些东西革掉了。

　　无线电是解放后很长时间人们必不可少的家居用品，既可以用来了解瞬息万变的实时新闻，也可以作为最价廉物美的娱乐消遣。一般上海老人对无线电的感情，是要比电视机更深的。

　　说到娱乐，上海人对交谊舞一直比较热心，不过有了几十年的断层，好像一曲音乐戛然而止，再续总归会有点生涩。４０年代的百乐门，变做了８０年代的政协会堂舞厅，流光溢彩，变成了严肃拘谨，人还是那些人，只是满头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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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货商店：１９５４年，淮海中路重庆路口的五星百货有限公司被改为旧货专营商店，取名叫“国营淮海旧货商店”，“淮国旧”自此蜚声沪上。两年后，高档皮具、呢绒丝绸、钢琴首饰等贵重旧货集中经营，公私合营后更渐成规模。７０年代，旧货商店里最畅销的不是旧货，而是厂家生产的副次处理品，偶尔还有海关罚没物资。８０年代，旧家电供不应求，还有人专门来“淘宝”——淘一些老货。进入９０年代，由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旧货商店开始走下坡路。１９９２年，因为造高架道路，当时已改制为上海五星公司的“淮国旧”被拆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