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国际汉学界爆出一则新闻——公元1271年8月25日，一名叫雅各·德安科纳的意大利犹太商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东南沿海的国际城市——刺桐港(即今天的泉州市)，在这里度过了充满传奇色彩的半年时间，并用古意大利文写下了厚厚的的一部刺桐见闻录。

　　七百多年过去了，历史进入了本世纪九十年代，一位英国学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获得了这部手稿，并把其译成英文，取书名为《光明之城》。消息传出，轰动了各国学术界，同时也引起一场真伪之辩。美国一家出版社原定于去年11月出版这部译作，由于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伪作，而取消了出版计划。但英国一家出版社还是出版了《光明之城》，书的封面上写道；“在马可·波罗之前，一位意大利犹太商人冒险远航东方，他的目的地是一座中国都市，称作光明之城。”

　　《马可·波罗游记》是第一都欧洲人撰写的向欧洲乃至世界介绍中国的见闻录。但是，这部游记的真伪问题已经争论了数百年，至今仍有不同说法。如果《光明之城》确系真迹，势必动摇《马可·波罗游记》的历史地位，而且对研究中亚历史和中国十三世纪的政治、经济、文化及中外交通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所以，《光明之城》的真伪问题，成为当今国际汉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光明之城》是雅各在泉州的见闻录。笔者看到报刊上有关《光明之城》的介绍文章，自然而然想到泉州的好友王连茂先生，他是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并任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长期从事海交史和泉州地方史研究，多次到美国、日本、新加坡和香港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想，连茂一定也会很关注《光明之城》争论的。果然，不出我所料，我们一通电话，他就滔滔不绝地告诉我，他在去年10月就看到美国《新闻周刊》发表的有关发现雅各手稿的消息。为了先睹为快，他们通过英国李约瑟研究所研究人员黄滔滔小姐从英国带来刚刚出版的书，并口译了大概内容，经过整理编成若千章节，打印出来，还选择部分内容在《泉州晚报海外版》发表。笔者也得到这份打印稿，阅读之后，同连茂进行了多次的对话、探讨和交流。

　　施：《光明之城》记录了南宋末年泉州的港口贸易、城市景观、市场、风俗、外国侨民、宗教和商人、士大夫阶层的生活及其对元兵南下的不同态度等等，可以说涉及到泉州的方方面面。尤其对当时泉州城市之繁荣、商品之丰富、贸易之发达以及数以万计的外国侨民等等，都有具体的记录。此外，还披露了泉州的许多“黑暗面”。诸如妓女、乞丐、迷信、不讲卫生以及富商的生活奢侈等等。不管是“光明面”，还是“黑暗面”，有的描述似乎令人难以置信，所以招致一些学者的质疑。

　　王：看来雅各不是一位职业的旅行家，也不是什么文人、学者。他是一位商人，在泉州仅半年，也许他根本没有写书出版的意图，他只是出于好奇或者出于记笔记的习惯，随手将所见所闻写下来，而且许多材料还是来自仆人的翻译，所以整部手稿显得杂乱、重复，有的不够真实、准确。但是，我们对他不能苟求。重要的是，这个被他称之为“一个不可估量的贸易城市”，是否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繁盛，那样充满魅力!其实，南宋末年的泉州已超过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贸易港口。据文献资料记载，当时泉州“舶货充羡”、“称为富州”；城中“夷夏杂处，权豪比成”；“苍中影里三州路，涨海声中万国商”；“眷此清源(泉州的别称)，实今巨镇。舟车走集，繁华特盛于欧闽”，这些描述都足以反映南宋时期泉州的繁荣景象。公元1291年，马可·波罗从泉州港启航返国，他在《游记》中写道：“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他把泉州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亚历山大港相提并论。马氏来泉州的时间晚于雅各20年，他的记述也可以印证雅各笔下的泉州繁荣景象并非空穴来风，非身临其境不可能有如此的记录。

　　施：雅各反复记述泉州有许许多多的外国人，他说：“在这里你可以听到100种语言。外国人多得不得了。很多蛮子也学会了欧洲和中东的语言，而且有不少人信了基督教。在这个城市，各种宗教都有……”“来自不同地方的外国人都住在不同的区域，刺桐有200个犹太人……”古代泉州是一个开放的国际城市，各国客人纷至沓来，其中以阿拉伯(中东)国家为多，他们或来经商，或来传教，或来游历，不少人就在泉州安家落户，与泉州入通婚。现在泉州还保存一批伊斯兰教、古代基督教、天主教、日本教和摩尼教的遗址与文物。来自不同国度的宗教与中国传统的道教、儒教以及早就东传的佛教“和平共处”，相互交汇、融合，构成了泉州一道独特的多种文化并存的风景线，这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城市中都是少见的。所以，当我读了雅各手稿中外国侨民在泉州的记载，觉得雅各的记述是符合当时泉州的事实的。

　　王：泉州确实堪称为“世界宗教博物馆”。雅各笔下的众多中东侨民居住在泉州，已为泉州大量的伊斯兰教文物所证实。有人认为基督教传入泉州的时间是在元初，对雅各在泉州所看到的基督教盛行情况表示怀疑。但几年前在泉州发现的一方当地女基督教徒的墓碑，墓主郭六十太孺和陈氏十太孺，死于元初至元丁丑年(1277年)，与雅各来泉州的时间相差五、六年，足以证明其所述一点也不假。至于南宋时泉州是否有犹太人，目前虽无直接材料可资印证，但1326年泉州天主教主教、意大利佩鲁贾人安德肋所写的一封信(至今保存在巴黎国立图书馆)中，特别提及刺桐的犹太人和萨拉森人<回教徒)不肯改信天主教，可见其时泉州的犹太人已为数甚众，他们很可能早就来到这个东方大港，须知，他们是飘泊世界各地的经商能手。

　　施：雅各手稿中对泉州人的衣食住行生活习惯、行为道德以及某些富商的唯利是图、生活奢侈、甚至道德败坏等都详细记述。有的人觉得不可思议。我看到一些海外的报道，对手稿中提到的泉州街市有很多马车以及民间实行火葬仪式，有的学者指责其为一派胡言，认为坐轿是宋时泉州唯一的交通工具，不可能有马车；而在这个恪守儒教的礼仪之邦，也不会允许火葬这种殓葬方式的存在。前者的质疑是不值一提的，众所周知，中国很早以前就已经使用马车；至于当时泉州是否有火葬习俗，你有何看法?

　　王：宋元两代是泉州的全盛时期，虽然留下了《诸蕃志》、《岛夷志略》这两部珍贵的海交文献，却没有留下像《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这样的著作，使我们对当时的城市结构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情况知之甚少，这不能不是历史的遗憾。因此，雅各在这方面的记述特别让人感兴趣；而有关社会风尚的描述，又往往让伪造者露出破绽。也许只有泉州人，才能从雅各笔下对13世纪泉州过分密集的建筑、喧闹而拥挤的街市、街道两旁挂着猪内脏的食品摊、川流不息的车马行人、穿戴各种服饰的人群、讲究个人清洁和公众场所的不卫生、“瓦舍”演戏和求神拜佛以及驱邪逐怪等等的描述中，体味到那种熟悉的地方传统气息。今天的泉州是历史上泉州的继续和发展，它作为我国第一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至今还保存着不少宋元时期的遗风。有证据表明，火葬在十三世纪泉州的平民阶层已甚流行。多年来，我们博物馆就发现并收藏了不少宋元时期的骨灰罐，有的骨灰罐还有铭文，年代很明确。至于说雅各笔下的——些富商唯利是图、道德败坏，我想到元代文人吴澄批评泉州商人的一段话，他说：“其民往往机巧趋利，能喻于义者鲜矣广其实，在一个充满商业机会，竞争剧烈的城市，存在此种拜金主义、唯利是图，甚至腐化堕落的现象是不足为怪的，即使今天的某些“大款”也不例外。所以，雅各于稿中反映的商人行为与传统道德的冲突是很正常的。

　　施：雅各手稿中令人注意的还有反复描述在蒙占军队南下之前，泉州城中的商人阶层与士大夫阶层壁垒分明，前者主和，后者主战，两派争论激烈，雅各应邀参加，他是站在士大夫一边的。他对商人阶层唯利是图、铺张奢侈颇为反感，而对士大夫阶层的儒家学说则较为欣赏，所以他在辩论会上发言是支持士大夫阶层的。当然他的发言引起商人阶层的不满，有人通知他必须马上离开泉州，并且警告他不许再发表任何议论，但他不听，他认为他是“站在上帝一边”，又在会场上侃侃而谈……但辩论最后发展到相互仇杀，雅各唯恐危及自己，连夜悄悄地乘船离开了泉州港。有人认为七百多年前的中国有如此大规模的辩论会，实在值得怀疑。

　　王：这的确是雅各手稿中很值得注意的部分。其时，蒙古军队的进攻锋芒已明确指向南方，南宋王朝岌岌可危。当此之际，很难设想在这么一个重要城市，会是严静如水，人们会无动于衷。因此，雅各在手稿中反复提到居民中那种惊慌、恐惧的情绪，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激烈争论，是符合情理的。泉州是1276年底沦入元军之手的，有关这之前的情况，虽然文献乏载，但当元军迫近泉州，降元派领袖蒲寿庚进行的血腥大屠杀，果真是拿宗室及士大夫开刀，似也可以印证在这之前主降派与主战派之间的矛盾斗争已经白热化。而在这场内部争斗中，商入阶层表现出的怯懦、自私、投机和实用主义等丑恶面，也颇为符合逻辑。有的学者则以此来否定手稿的真实性，认为南宋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以写字条传递的方式进行的，市民不可能经常集会辩论国是。这种观点实在令人难以苟同。

　　施：关于雅各的手稿真伪正在争论，但手稿中谈到中国许多人名、地名、职官名，如黄帝、皋陶、汉武帝、司马迁、汉明帝、度宗以及老子、孔子、曾子、孟子、韩非、杜甫、李白、王安石、朱熹、陈亮、贾似道等等。但是，还有一些人名、地名，如白道辜、孙英寿，红花街、长寿街等都无从稽考，看来，在这些方面，你们要多做些考证工作。

　　王：我也一直注意这个问题。手稿中出现泉州的地名不少，有的意译，有的音译，显然是根据他的仆人的读法或解释记录下来的。这些地名都和重要的历史事实相关联，如提到泉州的犹太人住在城内有个叫Fourspan宫(音译)与小红花街(意译)之间，可惜无法找到对应的地名和宫名。究其原因，可能随着时代和城市本身不断的变化，宋时的地名早已被改易，故无从寻觅。倨王象之《舆地纪眭》记载，南宋泉州“城内画坊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这么多街坊留下名字的很少，怎能因此断定雅各所言是假?不过，有关手稿中的人名、地名问题，确实需要做进一步的考证。历史总是以无比丰富的真实存在。人的认识是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深入的。当年，当人们读到《马可·波罗游记》中详细记述的中国南方海船，船壳板为多层板结构，有谁相信这是真的呢?直至1974年泉州港宋代海船出土，人们才大吃一惊：船壳板果真是2—3层!又如文献记载郑和宝船长宽比值居然是二点几，学术界为此争论了多年，认为不该那样“胖”但随着泉州和宁波宋船的出土，长宽比值是二点几，人们终于明白：当时的海船确确实实就是那样“胖”!这里，我只是根据南宋末泉州的历史事实来判断雅各手稿真伪，作为一家之言，抛砖引玉，期待专家、学者批评、指正。我们将在适当时候，邀请中外有关专家、学者来泉州考察，举行国际研讨会，研讨雅各手稿的真伪及其价值。当然，在雅各手稿真迹公布和科学鉴定之前，这个争论也许永远不会画上句号。

　　[作者简介]施宣圆，福建晋江人，《文汇报》主任记者，著有《中国文化之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