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淫，本是一种丑恶的行为，理当被人们唾弃。然而，在一些贫困地区，它甚至成为“产业”。更可怕的是，在乡村普遍受到尊重的教师，居然会为蝇头小利，把学生推进火坑。

　　2006年1月4日，湖南迎来新年第一场小雪，衡阳县石市乡中白村一处简陋的农舍中寒气逼人，15岁的女孩刘红玲（化名）躲在四壁透风的家中，拨弄着若隐若现的炉火取暖。

　　离刘红玲家数百米，就是衡阳县石市乡金屏片中学。9个月前，刘红玲是金屏片中学的一名初三学生。如今，尚未毕业的刘红玲不愿意再回学校，“没脸见人了”，她低头告诉记者。

　　2005年4月，在小学班主任刘运秀的劝说下，刘红玲辍学去广东“带小孩”，却落入刘运秀之子刘强设好的圈套，被胁迫卖淫多次，农村女孩刘红玲的命运从此改写。

　　劝　诱

　　石市乡中白村距离衡阳市区大约有5个小时车程，地势偏僻，连日的雨雪使得这个小村庄与外界连接的唯一一条土路泥泞不堪。

　　看见陌生人，刘红玲的眼神有些躲闪。在父亲刘良彪眼中，女儿原本活泼可爱，如今却经常沉默不语甚至眼神恍惚。刘红玲和刘良彪向记者回忆了事件全过程。

　　2005年4月，石市乡水口完小的女教师刘运秀找刘红玲“谈话”。刘运秀曾是刘红玲小学六年级的班主任，两家又同在一个生产队。

　　刘运秀对刘良彪说，她的大儿子刘强在广东东莞开了个百货店，生意忙不过来，想找刘红玲帮他带小孩，一个月工资500元。

　　4月18日，刘运秀将刘红玲及其同班同学蔡丽凤叫到办公室，“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刘运秀以每月工资500元、外加包办毕业证为条件，劝两名女孩去广东打工，并要刘红玲为其寻找愿意同去的女同学。刘红玲告诉刘运秀，“要到6月份才满15周岁，没有身份证”，刘运秀当即表示“我儿子那里不需要身份证，店里就是请不到人”。

　　“她以一名老师的尊严向我们保证没有问题。”刘红玲强调。在刘运秀的再三保证下，刘红玲口头答应了去广东帮忙“带小孩”。

　　4月19日早晨，刘运秀专门跑到刘红玲家，劝说刘良彪：“学校校风不好，晚上学生打牌，你女儿成绩也一般，高中也考不上，不如早出去挣钱。”刘运秀保证，可以托她在中学教书的小儿子办毕业证，但是让刘良彪保证“不讲出去”。

　　刘良彪是一个残疾人，家里一贫如洗，18岁的大女儿在广东省花都市的一家制衣厂打工，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12点，一个月工资不过500多元。“我想想觉得刘运秀说得有道理，于是就答应了。”刘良彪回忆。另一名女孩蔡丽凤则因为爷爷阻挡，未去广东。

　　刘运秀的大儿子刘强马上从广东赶回衡阳县老家，将刘红玲带上开往广东的火车。

　　噩　梦

　　随后发生的事情宛如一场噩梦。“如果我早知道刘运秀是要女儿去干这个的，绝对不会同意让她去的！这个老师的心好狠……”刘良彪事后追悔莫及。

　　到了东莞大朗镇后，刘强安排刘红玲住在一栋居民楼的四楼。几天后，刘强向刘红玲索要10天来在其身上所花的钱共计600余元，刘强的舅舅舅妈朱正初、彭芬粮和他们所带的17岁的卖淫女唐春香等人则开始每天做刘红玲的“思想工作”。刘红玲哭着求他们开恩，得到的回答却是“不卖淫便打死你”的威胁。

　　刘红玲稍有不从就被拳打脚踢，从5月2日至5月20日的19天里，刘强先后强迫刘红玲卖淫50多次，得到的13600元被朱正初、彭芬粮几人按比例分配。“那段时间里我被软禁了，24小时有人看守，仅有的几次打电话机会，刘强都守在旁边，根本无法求救。”刘红玲说。

　　记者从衡阳县警方了解到，2005年4月初，刘强和妻子席细春到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的舅舅朱正初租住处，他问朱正初：“现在这里有什么生意好做？”朱正初回答：“随你做什么生意都没有这一行生意（指带女的卖淫）的钱来得快，你想办法带几个小妹子来。”刘强便打电话给母亲刘运秀，叮嘱母亲要以找保姆的名义帮忙“找妹子”。

　　据说，刘运秀在警方笔录中承认，自己按照儿子刘强的授意并委托他人，以“带小孩”的名义找年轻女孩，每名女孩的“介绍费”是50元。

　　5月20日晚上12点，乘看守者不备，刘红玲终于逃离苦海。刘红玲来到一家毛织厂打工，毛织厂负责人杨琪军事后回忆，“刘红玲进厂后只知道工作，出货率也高，下班后从不离开厂舍，整天都是默不作声”，后来“才知道她是怕再被强迫她卖淫的人抓走”。

　　这段时间，刘良彪向刘运秀多次询问女儿下落，刘运秀均称“不晓得”。

　　6月13日，得知女儿下落后，刘良彪与另外两个亲戚将刘红玲从广东接回衡阳县，又向衡阳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报案，警方数次南下广东与东莞警方联合展开抓捕行动。涉嫌组织卖淫的犯罪嫌疑人刘强、朱正初夫妇和唐春香被衡阳警方逮捕并押回湖南。

　　经衡阳县法医鉴定中心的法医鉴定，刘红玲在卖淫期间被感染上尖锐湿疣、非淋病性宫颈炎，极有可能导致终生不育。

　　“以往的伙伴们都不愿意跟我玩，村上村下也开始议论我，都看不起我。”流言四起，刘红玲宁愿呆在家里。

　　为了治病，刘良彪全家借款2万多元。刘红玲告诉记者，在“官司”结束之后，为了还清这笔巨额债务，她仍然会选择打工，“以后我会小心，姐姐反复叮嘱我一句话‘不要太相信别人’。”

　　“双　面”

　　记者在湖南当地采访中了解到，除刘红玲、蔡丽凤之外，刘运秀还劝过彭丽、刘萍萍等其他3名女孩到广东“带小孩”。“以前我在读书时并不觉得人有这么复杂，也不知道身为老师的刘运秀为了钱可以做出这种事情！现在，我感受到了人生的悲伤。”刘红玲的言辞中满是沉重。

　　57岁的中白村村支书刘良盖告诉记者，中白村有500多人,117户，在这个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元的山村中，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除了耕种人均6分地的水稻以及喂猪、养鸡外，20%的村民都外出到衡阳市和广东去打工，以挣取每个月300元到600元不等的收入。

　　在刘良盖眼中，刘运秀家的经济条件是全村最好的，而刘良彪家是村里贫困户，由于没有劳力，刘良彪家的人均年收入不到500元。

　　作为全村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刘运秀，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学校里教书，跟附近的农户接触很少。在刘良盖的印象中，刘运秀家里有五六分地，丈夫做了主要的农活，刘运秀除了教书之外，只种点菜。刘玉田告诉记者，刘运秀出事后，刘运秀家人将中白村的房子以1万多元的价格卖给了同生产队的农户，全家搬到了石市乡石头桥。

　　刘红玲从广东回到家乡后，刘良盖和其他村干部曾经找刘运秀调解过两三次，“我们的意思是让她出点钱，把妹子的病治好，把这件事处理好，可是她非要争到底！这明显是犯法的事，到了最后，她就是不认错！”刘良盖和一些村干部议论纷纷，他认为：“一个老师不可能不懂法，刘运秀是没有把这件事看成一件违法的事！”

　　“工作要强、不甘落后”，这是记者在衡阳县石市乡水口完小采访时听到的对刘运秀最多的评价。“农历九月十九日是刘运秀的50周岁生日，但她没能等到过完生日就出事了。”一位女教师告诉记者。

　　石市乡水口完小校长刘顺初告诉记者，49岁的刘运秀从1977年开始在水口完小担任民办教师。90年代初期，刘运秀考上衡阳市第三师范学院，经过一年多的培训后，刘运秀再次回到水口完小工作，并转为公办教师。

　　在担任乡村教师将近30年的经历中，刘运秀教过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所有年级，她主要教数学，也同时教低年级语文。就在出事之前，刘运秀还任教六年级数学并担任班主任。

　　刘顺初认为，“作为人民教师，做出这样的事太不应该！但刘运秀的‘变化’在学校里根本看不出来，从4月份到6月份她都没有任何异常的表现。”直到2005年6月20日左右，当地公安局到学校来找她，学校才知道她出了事。

　　刘顺初介绍，刘运秀在开学之初就被劳教了，再没和水口完小联系过。

　　“雪　崩”

　　2006年1月10日，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农村问题专家曹景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事发地是贫困农村，本地发展空间很少，农民的货币收入都是依靠外来打工。农村一般被认为是传统道德固守比较严格的地方，但是在传统社会向货币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村的道德底线出现‘雪崩’情况。”

　　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是，“卖淫”在一些贫穷农村成为家族经营的产业。2006年1月5日，记者在衡阳县检察院了解到，刘运秀的弟弟和弟媳——衡阳县富田村尚志塘组农民朱正初和彭芬粮夫妇已在广东东莞从事介绍他人卖淫活动多年，夫妇俩带着外甥女谭春香（化名“彬彬”）以及另外一名化名“甜甜”的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

　　记者也了解到，在湖南一些贫困农村，一些女孩到广东等发达地区专门从事卖淫活动，回乡再为家里造新房屋，她们成为乡邻羡慕的对象，被认为是“有本事”。1990年，农村问题专家曹景清到广西一个农村调研时发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女孩靠卖淫所得在家乡盖了第一栋房子，村里有人骂这个女孩不干净；过了五六年，第二批、第三批女孩也纷纷盖起了房子，村里的风气渐渐变了，甚至出现母亲领着女儿一起去广东卖淫的情况。“在社会转轨过程中，组织卖淫嫖娼的鸡头开始产生，这些鸡头来源于农民，而一些卖淫的妇女也开始加入鸡头行列。卖淫这种原来最触犯乡村道德的行为，最后甚至变成一种风气、一种炫耀的资本。”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文摘报转自《新民周刊》2006年第7期 贺莉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