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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光捧着丈夫的遗像。
昨日上午10时，赵晓光一身黑衣出现在中国医科大学捐遗告别室里，祭奠她的丈夫。
就在去年丈夫要捐献遗体时，她还是最坚决的反对者。而她现在是沈阳市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工作部最新的成员，并打算捐献自己的眼角膜。
在这次沈阳市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工作部组织的祭祀活动中，有三名捐献志愿者的家属以及数十名志愿者参加。
老伴要捐遗体当时我不同意
记者注意到赵晓光是因为她的装束，黑衣、黑裤、黑鞋，左胳膊上还戴着黑纱，只有胸前的小花是白色的，这在一群遗体捐献志愿者中很扎眼。她说她是来祭奠丈夫的。
赵晓光的丈夫是刘平，沈阳市卫生局的老局长。刘平在10多年前就坚定了捐献遗体的想法，并在去年年底过世后将眼角膜移植给两名患者，遗体也进行了捐献。（本报曾于2005年12月24日进行报道。）
赵晓光说自己曾经是丈夫捐献遗体的坚决反对者，“我跟他结婚10年了，他每天都在跟我说捐献遗体的事。当时我不同意，我想人死了留个骨灰，我也有个念想儿，逢年过节还有清明的时候，我也好去看看。要是连骨灰都不留我去哪看呀。”抱着这样的想法，夫妻俩在捐赠遗体的事情上一直没有达成一致。
不捐遗就不让我继承房产
面对妻子坚决反对，刘平采用了“极端”的方式，“他说如果我不同意他捐赠的话，他就不让我继承房子还有财产。他捐遗的决心特别强。”在丈夫的“逼迫”下，赵晓光同意了。
在进行了捐赠遗体登记后，赵晓光慢慢理解了丈夫。“他为卫生事业做了一辈子的工作，他热爱卫生事业，想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卫生事业。在临死前的几天，他知道自己终于可以捐赠遗体了，特别开心。他告诉我不用伤心，当我想他的时候可以看照片，他会让我感觉到他在我身边的。有了这个念想儿，我也想通了。”
丈夫过世后，赵晓光扩印了很多丈夫的照片，24寸的、12寸的、10寸的、8寸的，她家到处都是照片。“客厅里、书房里、桌子上、窗台上，都是他的照片。我还把我跟他补照的结婚照、生活照都摆在家里，想他了就看看，照片里的他特别逼真，就像真人一样。”
她留下了丈夫的一绺头发
除了照片，细心的刘平还为她留下了很多。赵晓光有高血压，刘平在抽屉里留下了降压药，还有小刀片，那是留给赵晓光用来修脚的。刘平还留下了一个火柴盒，一面写着“恭贺新禧”，另一面是一幅新郎新娘的合影。赵晓光在收拾丈夫遗物时发现了这些，不禁大哭起来，“他给我留下了这么多东西，他就在我身边，有没有骨灰都无所谓了。”赵晓光说。
赵晓光留下了丈夫的一绺头发，她打算将其中的一部分放在骨灰盒里，给丈夫立个墓碑，另一部分留在自己身边。
丈夫过世后，赵晓光对遗体捐赠有了新的认识。她加入了沈阳市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工作部，成为那里最新的成员。她还打算将自己的眼角膜也捐献了。
赵晓光说，捐献器官、遗体在刘平家是个传统。刘平的小女儿刘晓波说：“我们都很支持父亲捐赠的行动，我姐在北京，她已经做了登记打算捐献眼角膜。”
向捐遗的老伴遗像敬礼
赵晓光只是遗体捐赠志愿者家属中的一个，昨天还有两名家属也来到现场。在捐遗告别室的一面墙上写着57名已经捐赠遗体的志愿者的名字，告别室的中央摆放了5位捐赠者的遗照，他们都笑着。
在家属向遗像献花篮时，蔡升培老人向老伴的遗像行了军礼。他老伴生前是沈阳市第17中学的生物老师，在1983年就捐赠了自己的遗体。他含着泪告诉老伴，自己现在也是沈阳市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工作部的成员，也要捐献遗体。
28岁的杨莹决定捐赠遗体之前先做通了妈妈的工作。“我跟她说这是公益活动，是善事，她就同意了。我下个目标是通过自己的行动带动我的父母也来捐赠。”
42岁的杜女士是在去年母亲去世后产生捐赠的想法的。“又是出殡，又是埋骨灰的太烦琐，只要活着的时候好好过好每一天，死了有没有遗体，埋在哪儿都无所谓。”
传统观念阻碍捐献遗体
目前在沈阳市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工作部登记的器官、遗体捐赠志愿者有216人，最大的82岁，最小的22岁。其中有很多是母子共赠、夫妻共赠。
据沈阳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刘喜成说：“现在社会很需要器官、遗体捐赠志愿者，比如一个病人要做眼角膜移植手术，现在一般都要排到3年之后才有可用的眼角膜。而阻碍捐赠的就是人们的传统观念，就算家人同意了，社会舆论也会影响捐赠者的决定。”
沈阳市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工作部的王玉琦主任说，在工作部登记的志愿者中，就有几个因为受不了舆论的压力而退出了。 记者范欣/文记者 王迪/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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