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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考古学家讲述从石器时代考古转向秦汉考古的经历
人物
魏京武
研究员，曾任陕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陕西蒲城人，1956年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60-1993年期间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1994-2002年期间参与了秦俑二号坑的发掘工作。
发现背后
秦俑二号坑
秦俑二号兵马俑坑位于一号坑的东端北侧，两坑相距20米。二号坑平面呈曲尺形，俑坑东边有四个门道，西边有五个门道，北边有两个门道，门道都呈斜坡形。二号坑东西长124米，南北宽98米，面积约6000平方米，距离现在的地表深约5米。 “他还说，等我死了，你们再把我运回家乡。他的这种精神，更对我们的发掘工作产生了很大的激励。”特约摄影王警
两度发掘李家村，推翻安特生的结论
1960年，我被分配到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从事史前考古。1961年3月，我去了西乡县葛石乡李家村遗址进行发掘。这个遗址是195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水考古队调查发现的，1960年的时候做过试掘，发现一些陶器组合在当时来说比较特殊，和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陶器不完全一样。特别是包括一种三足的罐在内的三种陶器比较少见。夏鼐先生和石兴邦先生觉得很特殊，觉得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发掘工作。
我就带着考古队去了。
我在那里发掘之后发现，这里的陶器和仰韶文化有一定的区别，1961年发掘以后，我把这些标本都带回来。石兴邦先生带了一些到北京给夏鼐先生看。夏鼐先生看了以后，觉得很可能是仰韶文化前身的一种文化，比半坡的遗址还要早一些。
我们就把它命名为李家村文化。几乎是同时，北京大学的严文明先生在华县的老官台也发现了类似陶器，后来我把李家村文化归入了老官台文化。在此之前，新石器时代最早只到了仰韶文化，距今6000年左右。上世纪20年代，瑞典的安特生在中国通过一些调查，得出结论说，仰韶文化是从西亚传入中国的。而李家村、老官台遗址的发掘把新石器时代往前推了7000年左右，而且与安特生的结论不一样。由于当时的社会形势，这里的发掘后来停止了。大约是在1974年左右，我们所的另外一个同志在这里做了一些工作，把标本拿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做碳14测定，结果发现，测定的年代为4600多年，这样的话，比仰韶文化晚得多。
我几次碰到夏鼐先生，他认为，这个数据不太可靠，让我再去做这个工作。
1979年，考古工作全面恢复了，我再度来到了李家村挖了一个探方采集碳标本，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工作。经过测定，距今为6900年，比仰韶文化要早。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1974年的那次测试，因为我们所的同志没有参加1961年的发掘，他是在断崖上采集的上层龙山文化的标本。
1980年，我又到何家湾遗址进行发掘。这个遗址也是1960年考古调查时发现的，也在西乡县。这里主要是房屋基址和墓葬。我们在这里的最大收获是，在仰韶文化上层有龙山文化，在仰韶文化下层，压着李家村文化，三种文化的地层关系非常清楚，从碳14测定上，也证实李家村文化早于仰韶文化。到1982年底，这里发掘工作全部完成，发掘面积两千多平方米。1983年秋天到1985年，我们又对龙岗寺遗址进行了发掘。这个遗址位于陕西省南郑县石拱乡爱国村的西北部，有一个很完整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墓地，有三百四十多座墓。因为何家湾所发现的地层关系只是孤证，因此我们到这里做了发掘，使先前的结论得到了证实。
可以说，我主持的几次考古发掘推翻了安特生的说法。
接着，安康修水电站，我们就在淹没区进行了发掘。
遗址虽多，但文物并不丰富。
在五年多时间里，我们不仅做了一些发掘，而且做了一些搬迁古塔、古庙宇的工作。
1990年以后，宝中铁路修建，我们又对沿线做了一些发掘工作，其中有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
参加秦俑二号坑的发掘
1994年，秦俑二号坑正式发掘。秦俑博物馆馆长袁仲一与我关系很好，他对我说，你来这里做吧。我有一点犹豫。因为在此之前，我一直做的是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的考古，秦汉考古还没有做过。但是，考古发掘的技术和程序基本都是一样的。而且，新石器时代的地层比秦汉更复杂，袁仲一认为没有问题，我就去了那里。从1994年6月到2002年8月，我一直在那里工作。我们在这里发掘了三千多平方米，把二号坑全部揭露出来了。每周一，博物馆来一个车把我接到那里，周五下午又把我送回来。
秦俑二号坑
的发掘是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秦俑博物馆共同组织发掘的，具体的工作由秦俑博物馆负责。这里在1977年曾经进行过试掘，之后又回填了。在1993年年底，二号坑遗址保护大厅上面的房子已经盖好了，发掘工作就在房子底下进行。发掘前，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了发掘方案专家论证会，并成立了由国家文物局领导的秦俑二号坑发掘专家组，专门指导二号坑的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在两天的讨论中，通过了发掘方案。
方案决定把二号坑的发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清理俑坑上部的土层，把棚木全部揭出来；第二阶段清理二号坑北部一、四单元下的遗迹、遗物；第三阶段，清理二号坑南部二、三单元棚木下的遗迹、遗物。全部工作争取5-7年时间完成。1994年3月1日，还举行了发掘典礼，国家文物局局长、陕西省省长等官员以及专家学者共有三四百人参加。当年10月14日，秦俑二号坑兵马俑正式对外开放，三千多名国内外人士首次参观了发掘现场。此后，每天都有五六千人，有时一二万人到这里参观。我们的工作情形，也暴露在观众的眼皮底下。
二号坑是一道一道的，下面放秦俑，上面是棚木，再用土覆盖。我们划分了24个20×20米的探方，每个探方又用十字隔梁分为四个小区。我们做的第一阶段的工作是清理俑坑上面覆盖的土层，把坑顶3600多平方米的的棚木遗迹全部揭露出来。
二号坑的边墙、隔墙、门道、封木门等都全部揭示。在俑坑内，有修俑工人的足迹、鞋印等痕迹，门道上遗留了工人运送物品时留下的车辙。
其中，包括双轮车和独轮车。
而工人留下的烤火痕迹和暴雨冲刷的水流迹象，又可以证实，二号坑的修建历经了冬季和夏季。在发掘二号坑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许多困难。由于坑内潮湿、高温，遗址大厅又是封闭式结构，腐朽的棚木适宜霉菌迅速生长，每次杀菌都要用去一吨多的化学药水，空气中总弥漫着一股药水味。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很多人都得上了关节炎。1994年夏季，大多数人都患上了皮肤病。
直到遗址大厅的通风条件改善后，发掘现场的空气湿度降低，大家的皮肤病才得以痊愈。也是在这一年的8月，我们队的王玉清在工作的时候突然跌倒，挣扎着爬起来后再次跌倒在坑边。送往附近的解放军三十三医院急救后，诊断为脑血栓。从此以后他瘫痪在床，说话言语不清。
两个儿子都要接他去住，但他不习惯，坚持住在考古队的一间平房，他的老伴只好过来服侍他，每天晚上，他都要坐在轮椅上，由老伴推着他到俑坑附近转一圈。他还说，等我死了，你们再把我运回家乡。他的这种精神，更对我们的发掘工作产生了很大的激励。
由于我家和石兴邦先生住对门，作为秦俑二号坑发掘专家组成员，我每次回家时，他都要询问二号坑的发掘情况并提了很多建议。此外，他还多次到现场指导。二号俑坑第一阶段的工作结束后，一些考古专家如宿白、俞伟超等人都给予了很高评价。1999年，秦俑二号坑发掘专家组获得了1996-1998年全国优秀田野考古一等奖。
1600张照片拼成秦俑二号坑全景
1996年，二号俑坑上面的土全部清理完毕，3600平方米的棚木全部被揭示。要发掘二号坑，必须要把棚木去掉。而一旦揭去棚木，就再也不能复原了。此前的一号坑发掘就没有留下棚木的原形，这次不能重蹈覆辙。我马上提出建议，做一个棚木模型，全面展示二号坑的原形。
我提出这个建议后，袁仲一馆长立即表示支持。于是，我们花了几十万元，做了一个十五分之一的模型。
做棚木模型的时候，我们专门成立了课题组。首先，我们就制作模型所需要的材料、仪器做了很多的调研。选泥型用土的时候，工作人员专门把不同的土壤样品送到西北化工研究院，对土的各种性能和指数进行了测试分析，最后选定了红色胶泥土。
为了获得精确的数据，我们在二号坑内设立了控制测量网，建立遗迹测点一万多个，并把每一个测点放在对应的制作模型上。仅测绘草图，就画了一千多张。由于模型巨大，制作时间很长，为了防止泥型干裂变形，课题组指定专人每天日夜定时洒水保养，上面用湿布蒙盖，顶上还搭了塑料布棚，同时注意控制温度、湿度，使它经过两年多仍然保存完好。为了让棚木腐朽后的纹路真实显现，另一个同志实验了多种方法。从这个模型上，人们可以看到二号坑的棚木全貌。
除了棚木模型，二号坑的全景照片也让我们颇费了一番心思。按照常规，拍摄这样大规模的考古工地的全景照一般是用飞机在空中拍摄。
可是，二号俑坑上面已经盖了保护大厅，怎么拍全景照片成了一个难题。考古队的专职摄影师一开始采用了人工拼图的方式。他们爬上大厅网架的横梁，对地面做俯视定点拍摄。然后把照片对照着图纸进行剪裁、拼接。由于拍摄的光线、角度不统一，拼接起来误差很大，而且色调也不理想，无法达到基本的要求。
此时，考古队的发掘都受制于全景照的拍摄。袁仲一下令，不拍完全景照，就不允许发掘。最后，大家提出了新的拍摄方法并用计算机拼图。
我们在二号俑坑上面布置了纵横坐标系的方格形拍摄控制网，然后把相机悬吊在控制网的纵横坐标点上，镜头垂直对着拍摄对象，操作者在下面用遥控器控制拍摄。
这种方式使得全部俑坑所需要的照片拍摄角度基本一致，光线和色调也比较接近，同时减少了人手操作的误差。通过对灯光的布置和事先的计算，并检验了试拍效果，我们共拍了两千多张照片，最后选了1600张。然后用计算机拼接成一幅全景图。
口述：魏京武
采写：本报记者张弘《新京报》新闻热线：010－63190000 、010－9609633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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