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法谚有云，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其恶果超过十次犯罪。同样，一次对举报人保护的失败，其恶果也大于十次、百次犯罪。犯罪污染的只是水流，而对举报人保护的失败污染的则是水源，公民会在“好人没好报”的悲情想象中感受到一种强烈的道义挫败感。面对辽宁鞍山实名举报国税局惨遭劳教的公民李文娟，中国人的道德心灵正经受着这种失败感的煎熬(据央视《新闻调查》)。

　　她是一个高尚得让我们心疼的举报人。她难以容忍农民贫苦与部门腐败的巨大反差，毅然以实名向上级举报了本单位的腐败，可她的举报没受到任何部门的保护，反而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举报信落到被举报者手中，她两度被辞，两度被拘留，申冤求告无门，还被以“举报上访扰乱罪”送劳动教养。她又是一个坚强得让我们自卑的举报人，为坚持正义承受了这么多冤屈和苦难，面对央视镜头讲述时她丝毫没有后悔之态和自怜之情。她越是坚强，我们这些旁观者的心情就越是沉重。

　　这不能不让我们悲愤地质问，这是何等荒唐的举报人保护机制？李文娟举报信上已强调了保密的请求，可有关部门调查后竟然“督促”被举报单位要保护好举报人，“责令”举报人所在单位不得打击报复举报人！李文娟第二次写信实名举报时，没想到举报信又被批转到被举报单位的领导手中——水门事件中的“深喉”费尔特在保护机制中安然度过了33年直到他自己主动现身，可我们的举报人的安全连几个时辰也难保证。

　　可以看到，这种挡不了风遮不了雨的保护机制后，已留下许多举报者无好报的悲怆背影:哈尔滨国贸城案中的于新华身中四刀，慕马案中的周伟撒手人寰，举报程维高的郭光允东躲西藏，举报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的吕净一几乎惨遭灭门！有关部门鼓励公民实名举报，可我们的保护机制又经常置那些高尚的公民于“申冤无门”的绝望境地。

　　面对质问，有关部门可能会觉得很无辜:从数量上看，我们的保护措施不可谓不多啊，从密码举报到异地安置，从身份保密到证人保护，公检法等许多部门都有保护举报人的承诺和安排，可有几个具体落实到实践中去了？哪怕只有一条保护措施落到实处，举报人李文娟也不至于落到如此悲惨的下场。

　　最为重要的，措施虽然比较多，但都属于部门内部零散的规定，刑法中涉及举报人的权利保护的仅有一条，但非常笼统和难以把握，缺乏一个超越于部门“内部规定”之上的成文法积极保护公民举报安全的权利。靠部门“施舍”的保护是靠不住的保护，只有法律框架内公民可以自己争取的保护才是靠得住的保护。当下的保护体制下，虽然有关部门承诺了保护举报人安全，可李文娟未得到保护，没有人会站出来为保护不力承担什么责任。

　　这种以内部规定织成的举报人保护机制是非常脆弱的。首先，在我们的体制中，一个部门如果能从“出卖”举报人获得利益，他们就很容易联合起来，使举报人陷入“申冤无门”的境地；更重要的是，一个地方上许多部门的利益常常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举报者很多时候触动的是一个地方的整体利益，相关职能部门当然也要维护本地利益。按照当下的举报调查机制，一般调查最终都要落实到当地，错综的地方利益关系网中，举报信很容易流转到被举报者的手中，这哪会有什么保护？

　　中国的举报人保护亟须从公检法内部规定的保护体制中突围，走向法治框架内的保护。只有在法律的护佑下，举报人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依法自主地获得安全。据悉，中国的证人保护立法早在1998年就已开始酝酿，目前《证人保护法(建议稿)》业已起草完毕，该法实施之后，举报人权利得到保障的“证人社会”才可望形成。

　　我们和李文娟一起，期待这部法律的早日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