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

　　业主自治可以改善物业管理，但其更大价值，是建立和谐完善的社区。传统社区需要文化和历史的支撑，如中国乡村社区的士绅与家庭结构，美国乡镇的民主自治，都需几代人的邻里关系，或者哪怕计划经济时代那种单位分房的聚居，也有形成社区的纽带。然而那些因素在中国许多城市已不复存在。传统，文化，以及单位都已解体，剧烈的社会变化和广泛搬迁也导致了邻里关系丧失，人们只是出于购房行为搬到一起。在这种情况下重建社区，递进自治几乎是惟一可以较快见效、凝聚社区利益、发展社区互助和培养自我认同的方式。

　　一般的年轻人可能不太感受对社区的需要，但对老人和孩子，社区的意义就不比寻常。社区是家庭的外延，重视家庭价值的人都不应该忽视社区。社区不仅带来外部环境的美好，给老人聊天或孩子游戏的伙伴，甚至还能改变人的命运。

　　在遭遇危机的时刻，社区作用就会更大。类似SARS、地震、火灾等情况，虽然发生的概率很小，但却生死攸关。一个组织程度高、互相了解和关爱的社区，会使社区成员通过互通得到保护；而一个散漫、自私和冷漠的社区，那时却可使灾难恶果人为地扩大。

　　长期以来，城市住宅区的惟一组织是居民委员会，但所谓的居民委员会并非居民的组织，而是政府的派出和延伸，其隶属关系是自上而下的，人员由上级任命(选举只是形式)，政府发放工资，他们因此只对上负责，完成政府功能，和居民物业没有关系，和社区自治更是不相关。

　　房屋是家庭的基础，也是大多数家庭最主要的财产。在中国的房屋基本实现私有化的状况下，业主组织将越来越成为城市社会的基本细胞。其影响广泛，重大，关系到城市居民的基本；安全和主要生活，对社会稳定关系重大。对此，各方面都应该认识到，由于民间社会的单薄，中国的社会环境非常脆弱。在关系到房屋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任何矛盾都可能引起连锁反应，甚至导致蝴蝶效应。要把业主组织的建设放到极其重要的位置，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未来社会是难以真正稳定的。为此，非常需要各方面共同探索，尤其是政府的开放态度。

　　(原载《市民》2006年3月刊，作者栗雄，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