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克定的残烛之年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一片讨伐声中黯然离去，皇帝美梦只做了83天;在其背后极力鼓吹复辟帝制的袁克定也从此被打上“欺父误国”的标签。此后，这位袁家大公子似乎一下子从历史大视野中销声遁迹。

　　袁世凯之死，给庞大的袁氏家族带来的并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衰落，袁克定，这位年轻时过惯钟鸣鼎食日子的袁大公子最后竟至经济窘迫之地步。晚年的袁克定与其表弟张伯驹生活在一起，张伯驹的女儿张传彩关于袁克定的记忆碎片，现在也成了关于这位曾醉心于帝制的“皇太子”难得一见的宝贵记录。

　　承泽园里的袁克定

　　干瘦、矮小，穿一身长袍、戴一小瓜皮帽，拄着拐杖，走路一高一低瘸得很厉害，一个脾气有点怪的老头——这就是袁克定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后来有一部描写蔡锷将军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电影叫《知音》，袁克定在里面一副风流倜傥的形象，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

　　我第一次见袁克定是在承泽园的家里，按照辈分，我一直喊他“大爷”。

　　1941年，父亲在上海被绑架，母亲怕我出事，让我跟着孙连仲（注:著名抗日将领，后任河北省主席）一家去了西安。母亲将父亲救出后，因日本入侵，我们一家人在西安生活了一段时间。我记得那时候跟随父亲一起躲避在西安的还有一些京剧名角，比如钱宝森、王福山等，他们都是原来在清宫里唱戏的后代。抗战胜利后，我们回到北京住在弓弦胡同一号，这个有15亩花园的院子原来是清末大太监李莲英的。1946年，父亲听说隋代大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流于世面，为了不让这幅中国现存最早的画作落入外国人手里，毅然卖掉了他很喜欢的这座老宅，又变卖了母亲的一些首饰，才买回了《游春图》。我们一家于是就从城里的弓弦胡同搬到了城外的承泽园。

　　承泽园始建于雍正年间，是圆明园的附属园林之一。现在北大西门对着的那个院子叫蔚秀园，穿过蔚秀园就是承泽园。在父亲买下承泽园之前，它的主人是庆亲王奕。承泽园很大，大大小小30多间房子，里面有假山、有人工湖，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荷花池，很是雅致幽静。父亲生性散淡，但对朋友是有求必应。他的朋友大多是和他谈论琴棋诗画的同道中人，我记得吴小如、画家秦仲文都曾在我们家住过。那幢房子现在是北大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学科研和办公场所。

　　印象中我们搬到承泽园后，袁克定就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一家三口，加上奶奶住在承泽园最后面的房子里，而袁克定的房子在承泽园前面的东偏院，我进出回家，都要经过那里。那时候袁克定已经70多岁了，和他的老伴老两口一起生活，但他们各自住在各自的房间里，袁克定的侄女、老十七（注:指袁世凯的第17个儿子袁克友）的女儿，在照顾他们。
袁克定的老伴是他的原配夫人，很胖，像个老大妈，特别喜欢打麻将，和又瘦又矮的袁克定在一起很不协调。我后来才知道她是

　　南巡抚吴大的女儿，袁克定属虎，她属龙，按旧时说法龙虎相克，但袁家结亲也有政治目的吧。袁克定后来又娶过两房姨太太，最后还是和这位原配一起生活。

　　前面的房子有个空阔的大门楼子，夏天时，常见袁克定在那里纳凉或吃饭。解放军入北京城时也曾住在这个门楼里。袁克定并不太爱说话，给我感觉脾气有些怪，没事就钻进他的书房里看书，我曾到过他的书房，记得他看的都是那种线装书，另一个爱好是看棋谱。

　　袁克定比父亲大9岁，父亲对他很尊重，有空就会到前院看望他。父亲的朋友多，每每在家谈诗论戏，袁克定从来不参加。
1948年，父亲被燕京大学中文系聘为导师，担任艺术史课程，以后多次在京津各大学举办诗词戏曲讲座，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那时很多燕大学生周末也会跑到承泽园的家里来拜访父亲，对袁克定多少有数面之缘。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还提及此事。

　　袁氏家族

　　张家与袁家的渊源应当从我祖父辈说起。我的爷爷张镇芳与袁世凯是项城同乡，又系姻亲。张镇芳出身书香门第，29岁时中了进士，留京任职，在户部做了六品郎官。他的姐姐嫁给袁世凯同父异母的长兄袁世昌为妻，因此袁家子女称呼爷爷张镇芳为“五舅”。

　　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后延揽大量人才、培植亲信，善于理财的张镇芳便是其中一位。袁世凯将张镇芳从户部调出，主管盐政，最后升任长芦盐运使，官至从三品。长芦盐运使，主管河北、山东一带盐政，是晚清最大的盐官。“盐运使”是个肥差，据说当时即便一个地方盐运使，一年进项也有10万两白银，何况总揽半个北方盐政的长芦盐运使呢！张镇芳后来还曾署理过直隶总督转任河南都督。在袁世凯支持下，1915年3月，以擅长理财而出名的张镇芳创办了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盐业银行，成为当时的四大银行之一。

　　袁、张两家专就亲戚交谊而论，实非如何亲近;并且袁世凯与其长兄关系并不亲密，所以袁世凯起用张镇芳且委以盐务重任，应更多是出于对张镇芳经济才干的赏识，而不是简单的裙带关系。张、袁两家都是当地大家。项城是个老城，主城区几乎一条街的房子都是张家的。父亲小时在项城老家读的家塾，直到7岁那年跟随爷爷张镇芳到了天津，那些老房子在解放后都给了政府，父亲再也没回去过，直到现在，张、袁两家还有亲戚生活在那儿。

　　袁世凯一生有一妻9妾，生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长子袁克定是袁世凯的原配夫人于氏所生。于氏是袁世凯河南老家一个财主的女儿，不识字，也不大懂旧礼节，不是很得袁世凯的喜欢，于氏只为袁世凯生了袁克定这一个儿子。
1913年，袁克定骑马时把腿摔坏，从此落下终身残疾。父亲从小和袁家兄弟厮混一起，和他们非常熟，但从性情上来说，父亲和袁寒云（袁克文）的关系最好。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次子，他的生母金氏是朝鲜人，袁世凯在清末年间曾任驻朝商务代表，在那里娶了出身贵族的金氏，陪金氏出嫁的两个姑娘后来也一并被袁世凯纳为妾。父亲与袁克文兴趣相投，喜欢诗画、京剧。后来有人把父亲、袁克文、张学良以及溥仪的族弟溥侗并称为“民国四大公子”。

　　袁克文生下不久，被过继给袁世凯宠爱的大姨太沈氏。沈氏无子女，对袁克文溺爱有加，几乎到了百依百顺的地步，所以袁克文天性顽劣、放荡不羁，从不正经读书。但他十分聪明，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喜唱昆曲，好玩古钱，好结文人，自言“志在做一名士”。

　　对袁克定一心鼓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做法，袁克文当年强烈反对。有名士风范的袁克文还作了一首诗《感偶》:

乍着微绵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
南回寒雁掩孤月，西去骄风黯九城。
隙驹留身争一瞬，蜇声催梦欲三更。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据说袁世凯曾说袁克文是“假名士”，但袁克文的这首诗得到颇高评价。袁克文的这首诗传出去后，很多人也领会了他反对帝制的意图。袁克定拿着这首诗找袁世凯告状，说最后两句明显是反对帝制。袁世凯一怒之下把袁克文软禁在北海中，并下令不许他和名士们来往。

　　1916年，迫不及待地要做皇帝的袁世凯把中南海的总统府更名为“新华宫”，还成立了为登基做准备的“大典筹备处”，仿照英国宫廷内流行的式样，他的十几个儿子也各自度身订做了一套“皇子服”。“皇子服”用黑呢子制作，在胸襟上还用金线刺绣着不同图案的纹饰，非常华贵。试礼服那天，袁世凯的其他几个“皇子”都乐不可支，纷纷穿上礼服摄影留念，唯独袁克文一人不试不穿。

　　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他一生花钱如流水，从未爱惜过钱财。1918年，袁克文到上海游玩，据说一次花去60万大洋。袁世凯临死前曾经托孤给徐世昌，所以袁克文回来后，任大总统的徐世昌要拿拐杖敲断他的腿。
可惜袁克文1931年因病猝然去世于天津，才活了42岁。他有四子三女，其中三儿子袁家骝与其夫人吴健雄后来成了闻名世界的华人物理学家。

　　最后的“皇太子”

　　在承泽园第一次见到袁克定时，我想，原来这就是要做“小皇帝”的那个人啊！我们上学时，也整天说“窃国大盗”袁世凯，“野心勃勃”的袁克定，不过我见到袁克定时，他已是位七旬老人，那时候我眼中的他，只是一个很可怜的、没人关心、有些孤僻的老人，并不是电影或历史、文学书描绘的“现代曹丕”那种老谋深算的样子。

　　在承泽园生活的这些年里，袁克定从不抽烟，和客人见面也很客气、和善，总是微微欠身点头致意，对我们孩子也一样。他年轻时曾到德国留学，所以通晓德语和英语，看的书也以德文书居多，有时也翻译一些文章。或许是因为早年跟随袁世凯四处游走，他的口音有些杂，听不出是河南、天津还是北京话。

　　1916年，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死后，袁家移居到天津。袁世凯做总统时，曾在京津两地为全家置办了数处房产。袁世凯的遗孀们住在天津河北地纬路，袁克定住在自己买的德国租界威尔逊路（现天津解放南路85号），1935年又迁到北京宝钞胡同63号旧居。北京沦陷后，袁克定带着家人，还有私人医生、厨子等，住在颐和园排云殿牌楼西边的第一个院落清华轩。

　　父亲通常不愿意跟我们讲张家和袁家的事情。后来有一次章伯钧向父亲问及袁克定的事情，父亲才说起来:抗战时期，袁克定的家境日渐败落，他原来还想找关系，求蒋介石返还被没收的袁氏在河南的家产，但被拒绝，袁克定只好以典当为生。华北沦陷后，有一次曹汝霖劝袁克定把河南彰德洹上村花园卖给日本人，但袁克定坚决不同意。

　　袁世凯去世后，每个孩子分了一大笔财产，袁克定作为长子主持分家，也因此一直有人怀疑除了均分的那份遗产外，他还独占了袁世凯存在法国银行的存款。但他的钱很快耗光，他60岁生日时，我父亲前往祝寿，曾给他写了一副对联:“桑海几风云，英雄龙虎皆门下;篷壶多岁月，家国山河半梦中。”

　　据父亲回忆，华北沦陷后，日本情报头子土肥原贤二还想笼络袁克定，要他加入华北伪政权，希望借助他的身份对北洋旧部施加些影响。袁克定几次跟父亲提到这事，那时他经济已经很困顿了，他掂量再三，说出任固然有了财源，但也不能因此而做汉奸。据说袁克定还登报声明，表示自己因病对任何事不闻不问，并拒见宾客，后来有人将刊登他声明的那张报纸装裱起来，并题诗表彰他的气节。

　　父亲当年不是很喜欢一意鼓吹袁世凯做皇帝的袁克定，但后来看见他家产耗尽，生活越来越潦倒，1948年就将他接到承泽园。后来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章士钊给袁克定一个馆员身份，让他在那里谋一职，每月有五六十块钱的收入。父亲说，他每次一拿到工资，就要交给母亲，但父亲不让母亲收他的钱，说既然把他接到家里了，在钱上也就不能计较。

　　1952年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从城内沙滩迁入燕园。第二年，父亲把承泽园卖给北京大学。我们家那时在海淀还有一处30多亩地的院子，从承泽园搬出后，在那个院子住了半年左右，后来卖给了傅作义，最后住到了后海附近。父亲给袁克定一家在西城买了间房子，让他们搬了过去，也照样接济他们的生活。

　　我们在承泽园时，没怎么见过袁克定的家人来看过他，袁克定去世后，平时不见往来的亲戚从河南赶来，卖了那座房子。母亲后来说，花出去的钱就是泼出去的水，不必计较了。袁克定有三个孩子，儿子袁家融，年轻时到美国留学，学地质，回国后娶了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女儿。解放后，袁家融曾在河北地质学院和贵阳工学院教过书，1996年以92岁高龄去世。我读书时，曾和袁克定的一个孙女袁缉贞同校，她后来去了香港，前几年也去世了。袁家曾是这样显赫的一个大家族，但最后也七零八落，到今天，知道袁克定这一支下落的人恐怕都没有几个了。

　　袁世凯身后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家族，他的一妻九妾留下了32个孩子，到了第三代，不算外孙，单是17个儿子，就又生了22个孙子、25个孙女。袁世凯一倒，袁家也四分五裂，散落各方。父亲去世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是写一本袁世凯的书，可惜最终未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