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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彼得·盖伊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定价：18.00元 《施尼兹勒的世纪》彼得·盖伊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定价：32.00元
关于小说与历史、虚构与真实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美国历史学家彼得·盖伊讲了这么一个小故事：英国曾经有一代国王，叫理查三世，他的名声不大好，而后人普遍认为，理查的性情之所以会那么恶毒，主要是由于他丑陋不堪的驼背所造成的———这与史实不符，可是人们为什么生长出如此错讹的印象呢？答案来自莎士比亚的戏剧《理查三世》。“莎士比亚在刻画这位历史人物的时候，无疑多少扭曲了历史真实，由于他的写作手法活泼生动，竟然让我们读来误以为他所写的就是真正的历史，他把虚构变成了‘事实’。”小说的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盖伊讲述这个故事的意图，正是为了探察小说与历史、与作家的日常生活———乃至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潮流与历史书写———相互缠绕而编织的迷离图景。2000年10月，他受邀到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诺顿讲座，先后发表数次讲演，为我们留下《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一书———这个通俗的书名应该是台湾译者刘森尧所加，其英文正题为“SavageReprisals”，可以直译为“野蛮的报复”。
因为在盖伊看来，他所讲授的三部作品，狄更斯的《荒凉屋》、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都呈现出作家对他所属的社会的报复心理：“愤怒的无政府主义者”狄更斯的抨击对象是英国的司法体制，他指出了社会改革的必要性：“患有恐惧症的解剖师”福楼拜凭借“令人目眩神移的独特风格”，剖析了法国中产阶级社会的罪恶：“叛逆的贵族”
托马斯·曼，曾经在1906年坦言《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写作动机：“为了抒发作者个人经验的细腻报复”，他的敌人亦是中产阶级文化，不过在福楼拜的作品之中，这一阶级正是如日中天，到了托马斯·曼的笔下，它却开始走向式微……这种报复式的写作，可以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
而盖伊对狄更斯等三人代表的文学潮流，一律以“现实主义”（“写实主义”）命名。我不知这两个术语之间有什么细微的差异，难道前者潜藏着更浓重的批判力度？可无论是哪一种“主义”，只要与现实挂钩，就必须直面以下的冲突———如美国学者安敏成分析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时所言：小说指向一个想象的世界，它产生于作家积极的创造力实践；但现实主义宣称，在文本与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理想的对应性，这正意味着对作家的“创造者身份”
的抹杀。置身于如此逼仄的空间，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应该如何施展他的手艺呢？而盖伊关心的问题还要更进一步，从才艺双绝的狄更斯们的作品宝库之中，我们能否寻找到小说的真理？它又是什么样子？
先说第一个问题。福楼拜的回答很是简单：“达到理想的方法，就是符合写实主义的风格，但符合写实主义的风格则必须透过选择和夸张才能达到。小说世界必然歧异于现实世界———当《布登勃洛克一家》问世并遭遇来自家乡的批评者的“对号入座”时，托马斯·曼尤其强调这一常识。现实主义不是照本宣科，盖伊嘀咕道，其实他是多么希望一种照本宣科式的写作的诞生，那样他的本行，历史学的负累就可以减轻许多。
而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他强调，他所指的“历史学家”相当广义，包括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及历史学家等———他则力图在小说中发掘作家的生活留影和所属时代的社会留影。司汤达将小说定义为沿着公路移动的一面镜子，盖伊补充说，这是一面扭曲的镜子，他的任务，就是通过这面扭曲之镜，映照出端正的“历史”图像。
这里的历史特意加上引号，因为我不太明白盖伊使用的“历史”的确切含义。
特别是他的结论：“在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手上，完美的虚构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历史”。据说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在我看来，第一种意味着真挚的赞誉，它应该献给伟大的莎士比亚、罗贯中，还有盖伊举证的写作《独裁者的秋天》的马尔克斯等人，他们用文学的想象手法做到了历史学家想做或应该做，却始终没有做到的事情，他们写出了极具“历史意义”的小说。至于第二种，是不是隐含着盖伊对现实主义的小说写作的批评？依照我对《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的断章取义，盖伊一心想撕开蒙在现实主义头上的光辉假面，他的终极立场是：让虚构的归虚构，真实的归真实；让历史的归历史，小说的归小说———尽管做到这一步难于登天。
书评人羽戈《新京报》新闻热线：010－63190000 、010－9609633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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