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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网(湖北日报)
记者韩晓玲 实习生陈姮 王先霈，著名文艺评论家，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
最近十多年，长篇小说创作出版数量急剧攀升，而刚刚过去不久的2005年更被一些专业媒体称作“长篇年”。按理说，在当今这个生活快节奏、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下，短小的文体更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可如今长篇小说的创作出版呈现一派千帆竞展景象，原因何在？为此，记者走访了省作协主席、著名文艺评论家王先霈教授。
年产千部长篇 罕见
“一个国家年产长篇小说千部以上，不管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世界上，都是十分罕见的。”王先霈肯定了当今我国长篇小说兴盛的事实。他说，回顾一下我国近几十年的历史，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文学进入新时期，那时短篇小说比较流行，而80年代及90年代前期中篇小说开始繁荣，90年代中期到现在，长篇小说逐步占领市场。“究其原因，与我国目前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宽松的创作环境是分不开的。”
“20多年来的和平安定为作家创作长篇小说提供了基本的环境条件。当年鲁迅先生也想写长篇小说，可那个动乱的年代要从事长篇创作是很艰难的。”王先霈教授指出，“稳定、宽松的环境也使许许多多非职业写手有机会加入到长篇小说的创作队伍中来，而创作队伍的扩大也是长篇小说数量惊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无论是十几岁的少年还是退休离休的老者都开始写长篇小说。”“面对大好形势，青少年无所畏惧，而老者则希望通过长篇小说来回顾人生、反思社会，将自己的体验化作文字。这就好比农民唱山歌，是一种情感的宣泄。”
产业化有助于长篇小说生产
而社会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的产业化则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出版业大步向产业化靠拢，有助于作品的出版。因为许多人都是自费出书，出版社何乐而不为。”王先霈说，“另外，新媒体传播方式，如电影、电视剧的制作，制片人要保证剧本质量，一般依靠长篇小说改编，从而也促进了长篇小说的创作和传播。”
王先霈指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深刻转变的时代，国际国内社会的发展都提出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重大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敏感的作家，都在对一些问题进行着思考。此时，他们需要借助于长篇小说来回答怎样解决国内外面临的诸多问题。要以文学的方式回答这些问题，长篇小说比中篇小说更厚重、更有分量。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张居正》，也正是立于今天改革的高度去思考历史。
另外，作家的心态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文学界有很多人认为，长篇小说是文学的纪念碑，而真正代表自己水平的则是拿出一部有分量的长篇小说。“特别是一些已经从事写作5到8年的青年作家，普遍都有这种心理。”王先霈补充道。
质量未达到高峰
尽管长篇小说在数量上取得了空前的繁荣，但是对于一些人提出的“长篇年”和“长篇小说时代来临”的说法，王先霈教授表示并不赞同，“我们虽然不可否认，最近长篇小说整体创作有了新的突破，水平也在逐步提高。但是，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我们有许多替代娱乐的产品，如电视、网络，文学并不是一切的中心，关注文学的群体毕竟在少数。我们只能期望长篇小说稳步发展，至于‘长篇小说时代来临’这个说法，并不恰当。”
王先霈教授认为，长篇小说的质量水准并没有像中篇小说一样超过近百年来的历史最高水平。当年，巴金就曾经讲过，如果他一生能创作出一部像谌容的《人到中年》来就无憾了。虽然其中不乏谦虚的成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篇小说所取得的成就。可现在还没有发现一部可以用来代表现代长篇小说艺术创作高峰的作品，更不用说像《红楼梦》那种能够代表古典文学巅峰的作品了。同时从整体上来讲，现在也并没有超过五四时期长篇小说的创作水平，如巴金的《家》、《春》、《秋》，还有老舍、茅盾等一系列作家的作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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