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为绝症盲童圆梦，两千人模拟天安门升旗”的主角———长春7岁绝症盲女小欣月，在其父亲和医生的护送下，入住北京一家医院并立即进行了手术。小欣月的父亲表示“等欣月完全好了，我一定带孩子去真正的北京天安门看升旗仪式。”（4月1日《竞报》《北京娱乐信报》）

　　小欣月来到真正的北京，说明3月22日，长春市2000多人为小欣月编织爱心“谎言”就彻底露馅了。于是有人担心，当谎言被揭穿之后，爱心的光环就随之褪色，小欣月也许会产生被骗的感觉，可能给孩子带来伤害。我不这样认为。“爱心谎言”被揭穿的是谎言，而不是爱心，如果说，原来的爱心被谎言包着，现在已经裸露出来了。当小欣月知道为了给她“圆梦”，那么多素不相识的人用2000朵真、善、美的小花编织起爱心花环，应该更加感到博大的人性之爱，即使她今天可能不理解，等她长大了，一定会懂的。

　　一个母亲为了让孩子吃鱼，谎称自己只爱吃鱼头。当孩子终于知道那是谎言后，难道他会觉得自己受到了母亲的伤害吗？爱心谎言体现了全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一定会得到全社会的赞誉，不因谎言暴露而改变。

　　有人也认为，当初编织爱心谎言，是因为医生断言小欣月如果去北京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现在事实却是乘火车到了北京。因此推测这可能是一次炒作。

　　炒作好像是个不光彩的词。但是，这里不是这样的。无论是长春的那家报纸炒作，还是那位愿意赞助的公司经理炒作，通过关心帮助普通群众的安危冷暖，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公信力，都是值得赞颂的。

　　当然，炒作还可能包含另一种目的，就是为唤起全社会关注小欣月的病情，这样的炒作更是高尚的，而结果则是胜利的———不是如此大规模、高成本的炒作，小欣月的病能够引起国内很多著名的医院关注，特别是北京那家医院愿意冒很大的风险把欣月接到北京进行手术，尽最大努力来争取可能存在的一线希望？从客观上说，这就是“炒作学”的胜利。

　　值得我们思考的倒是，为什么一个很需要救助的孩子，却需要进行大规模、高成本的炒作，才能引起社会关注，得到社会的救助？这不是我问的，而是广州的彭辉林提出的疑问。去年12月27日《南方都市报》登出了一篇《我想救儿子，但我不能卖身》的报道，说的是已失去劳动能力的彭辉林救儿的故事。新闻刊登后，未引起任何关注，无人愿意伸出援手。这使彭辉林很失望，也很不理解，为什么那些用“卖器官”“谁救我母，我就嫁给谁”的噱头求助的能引起人们的关注？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第一，我国政府没有财力和制度保证每一个需要救助的人都得到救助，因此还需要动员全社会的成员，包括医疗机构、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富人和公民中有救助愿望和能力的人伸出援手；第二，需要救助的一方和能够救助的一方还缺乏一个信息沟通的平台，互相不了解，因此，媒体炒作就发挥了信息沟通作用，北京那家医院救助欣月的事就是这样达成的。

　　但炒作也会带来不公，一些急需救助的人因为没有炒作而失去得到救助的机会。因此，政府应该责无旁贷地负起责任。一方面，政府自身要努力做到“应救尽救”，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救助力量的整合，分工协作，加强被救助方同救助方的信息沟通，使得需要救助者得到公平的对待，而不是看炒作程度，“闹夜的孩子多吃奶”。比如由民政、医疗等部门建立“中国救助网”，发布供求信息，优化救助资源的配置和利用。

　　在一个规范的、公平的救助制度建立之前，“炒作”依然是会存在的，而且也是必需的。

　　殷国安（江苏干部）

　　3月31日，“为绝症盲童圆梦，两千人模拟天安门升旗”的主角———长春7岁绝症盲女小欣月，在其父亲和医生的护送下，入住北京一家医院并立即进行了手术。小欣月的父亲表示“等欣月完全好了，我一定带孩子去真正的北京天安门看升旗仪式。”（4月1日《竞报》《北京娱乐信报》）

　　小欣月来到真正的北京，说明3月22日，长春市2000多人为小欣月编织爱心“谎言”就彻底露馅了。于是有人担心，当谎言被揭穿之后，爱心的光环就随之褪色，小欣月也许会产生被骗的感觉，可能给孩子带来伤害。我不这样认为。“爱心谎言”被揭穿的是谎言，而不是爱心，如果说，原来的爱心被谎言包着，现在已经裸露出来了。当小欣月知道为了给她“圆梦”，那么多素不相识的人用2000朵真、善、美的小花编织起爱心花环，应该更加感到博大的人性之爱，即使她今天可能不理解，等她长大了，一定会懂的。

　　一个母亲为了让孩子吃鱼，谎称自己只爱吃鱼头。当孩子终于知道那是谎言后，难道他会觉得自己受到了母亲的伤害吗？爱心谎言体现了全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一定会得到全社会的赞誉，不因谎言暴露而改变。

　　有人也认为，当初编织爱心谎言，是因为医生断言小欣月如果去北京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现在事实却是乘火车到了北京。因此推测这可能是一次炒作。

　　炒作好像是个不光彩的词。但是，这里不是这样的。无论是长春的那家报纸炒作，还是那位愿意赞助的公司经理炒作，通过关心帮助普通群众的安危冷暖，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公信力，都是值得赞颂的。

　　当然，炒作还可能包含另一种目的，就是为唤起全社会关注小欣月的病情，这样的炒作更是高尚的，而结果则是胜利的———不是如此大规模、高成本的炒作，小欣月的病能够引起国内很多著名的医院关注，特别是北京那家医院愿意冒很大的风险把欣月接到北京进行手术，尽最大努力来争取可能存在的一线希望？从客观上说，这就是“炒作学”的胜利。

　　值得我们思考的倒是，为什么一个很需要救助的孩子，却需要进行大规模、高成本的炒作，才能引起社会关注，得到社会的救助？这不是我问的，而是广州的彭辉林提出的疑问。去年12月27日《南方都市报》登出了一篇《我想救儿子，但我不能卖身》的报道，说的是已失去劳动能力的彭辉林救儿的故事。新闻刊登后，未引起任何关注，无人愿意伸出援手。这使彭辉林很失望，也很不理解，为什么那些用“卖器官”“谁救我母，我就嫁给谁”的噱头求助的能引起人们的关注？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第一，我国政府没有财力和制度保证每一个需要救助的人都得到救助，因此还需要动员全社会的成员，包括医疗机构、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富人和公民中有救助愿望和能力的人伸出援手；第二，需要救助的一方和能够救助的一方还缺乏一个信息沟通的平台，互相不了解，因此，媒体炒作就发挥了信息沟通作用，北京那家医院救助欣月的事就是这样达成的。

　　但炒作也会带来不公，一些急需救助的人因为没有炒作而失去得到救助的机会。因此，政府应该责无旁贷地负起责任。一方面，政府自身要努力做到“应救尽救”，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救助力量的整合，分工协作，加强被救助方同救助方的信息沟通，使得需要救助者得到公平的对待，而不是看炒作程度，“闹夜的孩子多吃奶”。比如由民政、医疗等部门建立“中国救助网”，发布供求信息，优化救助资源的配置和利用。

　　在一个规范的、公平的救助制度建立之前，“炒作”依然是会存在的，而且也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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