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母网4月2日讯
唐可为就坐在我们面前，一如荧屏上的他，俊朗、儒雅。如果没有烟台怡林计算机学校王永刚校长的提前铺垫和介绍，我们很难设想，就是他引领了一个新兴的行业，以电脑速录取代了手写速记，实现了国人“用手指追赶声音”的梦想。
身为中国中文信息学会速记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市速记协会副理事长，唐可为是繁忙的。此次烟台之行，他是专程为第二届CCTV全国速录大赛考察赛场的。周五上午10时许，刚下飞机的他便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撞伤后几乎不认人的父亲叫我‘速记’，那一刻，我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每个成功人士的背后都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我得感谢父亲。”唐可为说，“如果不是父亲当年那样逼我，我根本成就不了今天的事业。”与唐可为的交谈始于父亲，这出乎我们的意料。
“你们知道亚伟式手写速记吗？那就是我父亲唐亚伟发明的，风靡了大江南北几十年，文革期间被禁。73岁时，一件偶然的事情使父亲痛下决心，一定要发明中文速录机。”
什么事情会促使一位古稀老人搞发明？我们很感兴趣。
“那年，美国司法团来与中国司法界交流，那些随团的速录员也想同中国的速录员交流，但当时，我们法院的庭审记录仍使用手写速记，根本没有速录员，无法交流的美国速录员失望极了。”
美司法团回去后，在美国的媒体刊文，嘲笑中国速录业落后，这深深刺痛了唐亚伟的心。于是，老先生不顾年岁已大，架着老花镜，没日没夜地研究起中文速录机了。他先后摸索了三四十套方案，终于在1993年发明成功。
是年，唐老先生已年近八旬，向社会推广他的发明显然力不从心。“让小儿子可为来完成这事儿！”老先生为自己的想法兴奋了好些日子。他太了解小儿子了，口才好，爱动脑，而且很适合做推广工作。然而，这仅是唐老先生的一厢情愿。
“我坚决不接受这个任务。”据唐可为说，他当时甭提多抵触了，他从小就被父亲强迫学习手写速记，早腻烦了，所以，任凭父亲磨破嘴皮，软硬兼施，他就是不答应。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
“半年后的一天，父亲被自行车撞了，一下子就不认人了。我吓坏了，拼命往家跑，没进家门就大喊：‘爸！爸！你怎么了？’”
“速记！”唐老先生看到儿子的第一眼，竟然叫“速记”，唐可为怔在那儿。只是这一声，刺痛了唐可为的心，也让他彻底明白了一个事实：父亲是他的精神支柱，而速记是父亲的精神支柱。
“想想以前那样去搪塞父亲，敷衍父亲，我后悔死了。”至今，提起这档事儿，唐可为依然很痛心，他说他从心里觉得对不住父亲，再也不能放弃父亲对他的期望了。
“偌大的教室，只有11个学员，我推广的艰辛之路就这样冷清开场了。”
父亲发明的所谓中文速录机，也就是一张设计图和使用办法，要投入市场必须有产品，生产产品得有钱，这就注定了唐可为要走的推广之路艰难而又曲折。
拿到设计图后，投资商都摇头，那是九十年代初，“速录”这个词在字典上还找不到呢，你能指望谁对速录市场了解？奔波了近一年，被拒绝了无数次后，唐可为终于找到了一个对速录机项目还有点兴趣的公司。不过面对抽象的图纸，人家也是顾虑重重。投资多少有无市场且不说，这个速录机每分钟能打多少字？能否实现与语言同步，达到音落字出的效果呢？人家表示怀疑。
“也别说人家怀疑，我心里都没有底儿。怎么办？我决定开一个免费培训班，一来培训学员，二来检验一下速录机的实际效果。”
北京深秋的夜晚，街头出现了两个骑自行车、贴招生小广告的人，这就是唐可为和他的大哥唐可亮。
“刷，一张，刷，又一张。大哥在前面刷糨糊，我在后面糊广告，糊完了就跑。我那时可难受了，自己好歹也是一经理，以前的公司搞得很不错，如今，为了一个不被人看好的项目，却落得沿街贴小广告的地步。这究竟有多大意义？”
结果，小广告贴了不少，可一个学员也没招到。唐可为可不是个轻易服输的人，他不相信自己搞不出点名堂来。他四处动员，让亲戚朋友推荐学员，好不容易凑成了十多个人，既有十八九岁的高中毕业生，也有三十多岁的中年人。
第一天上课的情景，唐可为记忆犹新。
“那是一个很大的教室，偌大的教室里只有11个学员，很冷清。我给每个学员发了一张纸板，上面有汉语拼音的字母。培训班从纸键盘上认识编码、练习指法开始了。没有现成的教材，具体怎么教，我心里也没底。”
一天又一天，当纸键盘换成了木键盘和铁键盘后，学员们渐渐找到速录的感觉了。
感觉找到了，学员们的打字速度也在慢慢提高。为了帮学生冲刺速度，唐可为摸索出很多办法。他经常用播音员的语速从一份报纸的头版念到末版，一次要4个小时，只要他不停下，学生也不能停止记录。半年多的艰苦训练，学员们的打字速度超过了每分钟200字。对于这样的打字速度，投资方相当满意，当即决定投资生产2000台速录机，如果卖得好就追加投入。
“一年过去了，2000台速录机只卖出7台。”唐可为介绍说，由于速录机是和计算机结合一起使用，而当时的计算机用户还比较少，你们可以想像我的推广难度。还有一点，就是很难招来学员，因为那时没有速录行业，人们实在看不到就业的前景在哪儿。
“我一度想放弃，却遭到父亲的痛骂。被父亲骂过之后，我这只瘪了的‘皮球’又鼓足了气。”
可是，把机器卖到哪？为此，唐可为整天苦思冥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了法院，对！就从庭审记录这儿突破。”
唐可为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反复推敲，写了一封长信给最高人民法院谈速录机和自己的想法，半个月后法院来函请他们上门演示。结果，演示让法院的同志们感到了一种神奇。后来，最高法院在全国法院系统推广使用速录机。
一天，两位神秘的客人找到唐可为，他们的行踪也颇为神秘。
“你能不能够给我判断出在3米以外有无声音，我们想测试。”来人说。
唐可为便让速录师试验，他在三米以外听。
“还好！听不到声音。”唐可为回复。
那两个人悄声议论。神秘客人来了好几趟，唐可为后来才知道，那是全国人大的同志。他们问速录机的响声是害怕影响开会，他们考察得可真细。这次考察之后，速录机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现场。
2005年5月25日晚，新闻联播刚播完，唐可为的手机接而连三地振铃：“看新闻联播了吗？看见吴邦国委员长身后的速录师了吗？那个速录师是谁？叫什么名字？”来自全国各地从事速录的人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尽管速记早在延安时就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尽管速录早就服务于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这已不是什么新闻，但在新闻联播中，在委员长身边多次闪现速录师熟练操作的优美身姿，这还是第一次，这足以让唐可为自豪。
唐可为兴奋之极，从前他没想到，速录事业能给他带来如此大的荣誉；现在他更没想到，他挖掘了一个新的职业，引领了一个朝阳行业，而且，在这一行业中他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最初，我推广速录机只是把它作为一项技术来推广，给人家免费做会议记录。后来，一些单位主动找我，而且主动给劳务费。到2000年，我做速录服务的收入就突破100万元。”
正当别人羡慕他发财时，唐家父子却做出了出人意料的举动：谁想学速录，他们免费传授技艺，保证学会；谁愿搞速录公司，他们帮着出谋划策，无偿提供技术。由于唐家父子公开了自己的技术，促使速录迅速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行业。在北京，速录公司目前已经达到40多家，从业人员近万。
“人生有时很奇特。如果不是父亲逼着我搞速录，如果中途遇阻我没挨骂，怎么可能弄出一个很有生命力的行业来？”说这番话时，唐可为颇为感慨。（本报记者 刘新颖 徐志春 郝晓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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