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有房有车的“中产阶层”也为未来焦虑，年收入10万的成都白领因妻子一场大病而变得赤贫，生活在惶恐与焦虑中。（见4月2日《南都周刊》）

　　我分明感到，报道中受访者所表达的焦虑、彷徨与失落，何尝不是同样缠绕着我的心灵暗疾？已经就业的白领和蓝领们担心着失业的厄运明朝降临，正在待业的大学生、失业的白领们奔波于社会与生活两扇门；社会保障制度至今无法普惠每一个劳动者，这也成为所谓中产者看不起病、无法安心养老的重大隐忧。

　　基本生活所需费用如何解决？就业“35岁瓶颈”问题何时能够解决？日益恶化的环境与自己身体健康的危机又该怎么办？子女的读书是否会撞上教育高收费？类似的社会报告频频出现，映射出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焦虑开始弥漫于人们的生活之中，使许多人在为眼前的生计和以后的出路着想时充满疑问，有了“钱挣多了、日子却仍然艰难”的喟叹。

　　就业难的挫折感正从“4050”下岗人员、民工、中低学历者扩散到“2030”青年、高学历者。面对社会变革，人们要对诸如“下岗”、“转岗分流”、“等待救济”或“自主创业”等一连串事件做出决定。然而，旧的“保护壳”（传统的单位从属关系）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阀”（社会保障、劳资谈判所必需的工会等维权途径）却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于是，焦虑的种子在萌发，面对就业压力和失业危险，人们变得焦躁不安起来。

　　由此可以看出：风险社会本质上需要一个制度完善的社会，尽可能消除“可抗力风险”的隐患，让人们只需承担不可抗力风险。但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制度的有待完善让人们得双重风险一肩挑。

　　同时，现代社会中风险的加剧促进了人们可计算性与可预期性的提高，以便不断地通过计算与预测来规避风险以提高自己的安全感。对于那些拥有高智商和学历的中产阶级，更容易陷入周密的计算与考虑之中，然而，他们对风险的预估越高，也就越容易感到焦虑。中产阶层焦虑感的调查报告就是风险社会“愈理性、愈焦虑”的直观表现。毕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