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与浙江发展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冷溶访谈录

　　浙江在线记者 陈建华 俞斌

　　冷溶接受浙江在线记者专访

　　“浙江是我最熟悉的省份之一，我曾经三次到浙江做过调研。我发现浙江发展太快了，可以说是想象不到的快。在浙江，我最大的感受是科学发展观正在深入人心，并且开始见到成效。我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浙江今后一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一定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

　　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冷溶先生近日接受浙江在线记者专访时说的一番话。

　　初春的北京，阳光和煦。围绕着“科学发展观与浙江发展之路”的访谈主题，冷溶侃侃而谈。作为一位知名的理论家，他平静、和缓的语气中不时迸射出激情和睿智，令人感受到一种难以抗拒的逻辑力量。在对浙江情况如数家珍的背后，我们也看到了党的理论工作者坚持实践第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可贵风范。

　　三次调研，见证浙江发展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国内外瞩目。据统计，2005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3340亿元，人均生产总值28160元，超过3300美元，是全国最早踏上3000美元台阶的省区之一。您对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一直非常关注，请问浙江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您对浙江近年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什么评价和建议？

　　冷溶：的确，浙江的发展一直是我所关注的，浙江也可以说是我最熟悉的省份之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我曾经三次到浙江做专题调研，对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有着切身的体会。

　　第一次调研是在1982年6月，当时还在大学里，和全班同学一起来到浙江金华。我在号称“小上海”的兰溪待了近一个月，调研的主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城乡居民的生活变化。在一个月时间里，我天天到老百姓家里了解家庭收入和生活开支情况，比如电风扇等家用电器有几台，一周吃几次肉等。然后再到市场上问商品价格，还帮老百姓算账。我看到老百姓家里吃的穿的有了，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对改革开放政策，老百姓没有说不好的。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给城乡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

　　第二次到浙江是党的十五大召开之前，1997年4月。当时我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我带领调研组再次来到浙江，花了半个月时间，在杭州、宁波、绍兴调研后，又赶赴温州、台州。这次调研，重点是考察民营经济，看了杭州的“娃哈哈”、“万向”和宁波的“杉杉”、“雅戈尔”、“步云”等，还有绍兴轻纺城，台州的“飞跃”、温州的“正泰”等也都去看了，鲁冠球、宗庆后、邱继宝等企业家都见到了。当时理论界对民营经济还存在不同看法。通过实地考察，浙江民营经济那种生机勃勃的态势的确让人受到极大的震撼，同时也转变了很多观念。后来，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吸收了很多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经验。

　　第三次是去年6月，在杭州参加全国社会科学院系统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年会后，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调研组对杭州、湖州、嘉兴、温州及义乌等五个市的12家企业、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和两个村进行了调研，看了杭州的UT斯达康、华为3com等高新技术企业。放眼钱塘江两岸，一边是古老的六和塔，一边是UT斯达康高耸的现代化塔楼，遥相对应，极具象征意义。

　　这次调研，时间不是很长，但内容十分丰富。看到不仅民营经济在发展，公有制经济也出现了快速发展的良好形势。特别是第一次去了义乌，令人大开眼界。作为世界性的商贸集聚地，想不到这里汇聚了那么多的商品和产业，真正是万商云集。听着年轻的义乌市长滔滔不绝的介绍，我在想，这里哪像个县级市，分明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都市。离开义乌，我再次去了温州，重访了“正泰”、“德力西”等，发现这些企业规模更大了，已发展成为综合性的大集团，产品也开始从低端市场走向高端市场。

　　回顾三次浙江之行，真切感受到浙江发展之快，想象不到的快。同时，感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决策在浙江已经深入人心，包括在最基层都正在认真地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浙江城乡最强烈的感受

　　记者：对科学发展观在浙江的实践，您有什么感性认识？另外，您也考察过浙江的农村情况，请问您对浙江农村的发展有什么感受？您对浙江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什么建议？

　　冷溶：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理论，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去年的调研中，我感受最强烈的一点是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方针在浙江城乡落实得很实在。就全国而言，浙江的城乡差别相对较小，2005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6660元，已连续20年保持全国各省区第一位，这很了不起。而且，浙江也是全国最早对农民实行最低生活保障的省份。举个例子：考察中，我们顺道去了安吉县一个叫洪家村的地方。该村原是一个较贫困的山区小村，现在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6000元左右。村里的道路整修一新，实现了硬化，除新建的小楼外，旧的住房都进行了粉刷，并作了过去在城市里才能见到的“平改坡”改造，房前屋后花草点缀，全村面貌显得整洁漂亮。农户家里的厕所也经过改造，许多人家装上了抽水马桶，生活污水都进行了技术处理。村里的道路两旁还放置了通常在城市才能看到的大垃圾箱。当地村民说：“村庄环境整治是我们老百姓看得见的‘三个代表’。”来到农田中，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正在建设中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程”设施。什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看了这个普通的浙江小山村，调研组的同志们都说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有了概念。

　　还有一个小故事，说明人们发展观的积极变化。曾有一家生产锂电池的外资企业欲在安吉投资办厂，该项目经济效益看好，但考虑到该企业在未来的生产中可能蕴含的环境污染风险，县里毅然否决了这个合作项目。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浙江很多地方已经由过去单纯的招商引资变为选商引资，很重视环境保护，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当然，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一些地方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也日渐凸显。浙江也较早遇到了这些问题。如何克服这些“成长中的烦恼”，浙江省委、省政府较早采取了调整经济结构、提升产业层次等一系列对策并取得积极成效，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我相信，只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浙江必能有效缓解和克服“成长中的烦恼”，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

　　人文精神，浙江发展的宝贵支撑

　　记者：最近，浙江省在总结浙江人文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要大力培育和弘扬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您认为浙江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是否与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

　　冷溶：答案是肯定的。浙江的发展，既得益于党的政策，也得益于浙江深厚的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说白了是身上有着某种特别文化基因的浙江人的伟大创造。这是浙江发展的精神支撑。

　　浙江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勤”字，就在于行动。当年，浙江人创业初期，有着著名的“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道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而今，许多浙江人成了老板，仍然保持勤劳和艰苦奋斗，这是很可贵的品格。可以说，浙江人朴实而不做作，会赚钱但不乱花钱，会“钻空子”但不乱来，会做大事也肯做小事，这些细节的品性成就了今日的浙江。浙江特有的地理位置和人文历史，造就了浙江特有的经济格局和发展模式。

　　浙江历史文化中有着更多的人文关怀，这也有助于和谐社会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关注民工、关心民工。浙江在这方面也是做得比较好的。在调研中，我发现各级党委和政府很重视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在一些大的民营企业看到，他们的员工集体宿舍条件很好。企业里建立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比例比较高。

　　着眼于科学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浙江省委提出要建设文化大省，要弘扬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我认为，这不但是浙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探讨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一个很好课题，对于深入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很有意义。

　　浙江经验，为理论创新做出宝贵贡献

　　记者：去年6月，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率浙江省代表团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双方签署了合作协议意向书，推进省院合作，谋求双赢发展。请问，中国社科院为什么选择与浙江省合作？作为理论工作者，您本人为什么对浙江显得情有独钟？

　　冷溶：三次浙江之行，我深刻感受到，浙江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不仅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不仅造福于浙江人民、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示范，而且对党的理论发展做出了可贵贡献，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实践的依据。

　　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经过不断的总结，慢慢形成的。从毛泽东同志开始，我们就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由于没有经验，在实践中走了很多弯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带领我们党总结了经验教训，经过拨乱反正，开辟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究竟是什么样的，邓小平同志一开始也并不知道，而是在实践中一步步总结出来的。到80年代中期，在逐步解决实践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建立特区和对外开放等的过程中，我们党逐步认识并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发展商品经济等重要理论。到了90年代初期，我们在发展中又遇到了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必须要回答：中国到底是搞市场经济还是搞计划经济。我们党根据实践，选择了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这是我们党的理论发展迈出的重要一步。从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看，我们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如生产力发展速度很快，经济建设成就巨大，但在发展中也产生了很多弊端，如出现腐败、两极分化、资源耗竭等问题。市场经济高效率的优势充分显示出来了，但其弊端也充分暴露了出来。面对这样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下一步究竟该怎么走。我们仍然必须在实践和探索中找到答案。现在，我们又到了一个重要的关键的理论探索阶段。邓小平当年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很艰难的，但如何继续在这条道路上不断地前进，同样是很艰难的。其艰难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改革开放初期和九十年代初期的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十分伟大的，抓准了面临的主要问题，明确了今后发展的方向。提出这一点不容易，真正落实就更不容易。首先，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头脑，以统一思想，形成共识。这就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进一步加强对科学发展观的宣传；同时，要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探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措施和办法。所以，胡锦涛同志强调，落实科学发展观，要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多个角度探讨。我们与浙江省开展省院合作，组织专家深入实践进行调研，就是为了落实胡锦涛同志讲话精神，进一步探索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积极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发展，发挥我院作为党中央和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

　　浙江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例如，上世纪80年代在探索市场经济的问题上，浙江就提供了大量的鲜活经验，如产生了柳市的低压电器市场、义乌和路桥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等。90年代，在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理论方面，浙江又为我们党提供了实践经验。20多年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兄弟省市的大力支持下，浙江的经济社会事业发展迅速，处于全国的前列。但现在也到了一个关键时期，面临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治理环境污染、解决经济规模“低、小、散”等一系列问题。浙江对发展中出现的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我们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有很强的实践意义。为此，胡锦涛同志专门向浙江提出要求，希望浙江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走在前列。同时认为，浙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较好，有条件在实施科学发展观方面积累经验，为全党的理论创新做出贡献。我们社科院能够与浙江合作，参加到这个事情中来，为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发挥作用，本身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我们要通过解剖浙江这个“麻雀”，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作出贡献。这是我们开展省院合作的真正意义所在。我们也相信，中国社科院与浙江省之间的合作会取得越来越多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