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农街西起楚湘街，东止书院路。沾脚前六铺街大粪码头的光，原名“粪码头”。大粪虽大众，但终归不艺术，后换了这雅名，也肥沃到我——我曾在这里工作过，那些亲爱的师傅们就住在裕农街巷子的弯弯角角里。哦，差点忘了，裕农街还有一份独特，两旁的小巷从“裕农街一条巷”一路排到“裕农街八条巷”，添了北京某胡同的韵味。

　　我们厂占据了裕农街的两处地盘。总厂在裕农街正街上快近楚湘街的地方。原址还在，只是和它周围的房子一齐长成了两层楼了，当然厂子早已没有了。总厂原来的厂房其实也就是一个百把平方的棚子，里面两口坩锅。放牙膏皮和铝屑去煮，浇成铝锭。厂房内外被熏得“蔑黑”的，却举了个大气的招牌——湘南冶炼厂。另一处地盘，在裕农街二条巷内，只是一个一间房的小车间。

　　那年我16岁，在搬运队。当年从废品公司和内燃机厂运来铝渣加工，制成铝锭后，又要运走。裕农街巷子太窄，进不得大汽车，汽车只好停在楚湘街，我们用板车两头装卸。但楚湘街车多时，汽车却只好停在书院路。那就苦了我们搬运队，板车要上一个很陡的岭，一人拖，两人推，一边喊着号子，才能艰推上岭，但一不留神，就会陷进路上的洞里，我们便得拿出吃奶的劲使劲扳盘。

　　裕农街岭上住着陈师傅，装完车，大家就坐在她家阶级上休息，人手一大杯酽茶，喝着喝着就来了荤的，搬运队是些四五十岁的堂客们，只有队长和我是男的，我是细伢子，她们还“文明”，队长也四十来岁，就成了他们的“下饭菜”，最有味的事是拿队长“撞油”，四个堂客们抓住他的手脚，撞得他在空中欢喜地乱叫乱喊。摔得他夸张地捧着屁股——其实落地很轻，又是泥巴地。

　　她们还喜欢拿我开涮，逗我喊队长叫岳老子。队长姓张，她们叫他“张老四”。张队长就住厂子隔壁的8条巷，待我很好，经常叫我去吃饭，她女儿已初中毕业，长得水灵水灵的，要换着现在的年轻人，只怕早欢喜地叫了，但我那时害羞，坚决不叫，只敢暗恋。一睡觉就想：拖板车是谈不到爱的。于是，吵着去学冶炼，终于去了裕农街二条巷的车间。

　　所谓车间，却只有一间平房，一口坩锅。师傅叫李秀英，我叫她李妈妈，李妈妈住在厂旁边的一个大杂院里，大杂院里十户人家，没有厨房。过道上摆着歪七竖八的煤炉子。她住楼上，炉子放在过道的木楼板上，时刻让人担心起火。李妈妈很年轻就死了丈夫，守着个崽。崽已成家立业，她却死舍不得，一心省钱贴补儿子，师傅们都议论：“李婆婆还不抵，年轻时，好多男的追她，她都不肯，硬要守哒咯只（个）崽，崽又对她不好。”

　　李妈妈其实对我也很好，有什么好吃的都带给我。有一回，她定要我到她家去吃肉，那时吃肉凭计划，一大碗红烧肉，我狼吞虎咽一扫精光，吃完，才告诉我，是猫肉。难怪，有点酸酸味。

　　还有王刘吴伍等师傅都住在裕农街的各条巷内，现在裕农街不断地起着高楼大厦，哪里还能找得到她们，并且我也是胡子一把，不再年轻了……

　　这只怪我以后离开厂子外出读书，又在远郊谋生，再成家立业，在生活里一直死力打拼，等我调回长沙，一切已是人非物变。现在的裕农街更是拼着命地起着高楼大厦。

　　但，不管世界怎么变，裕农街的巷子还在那里。只要巷子在，我的那些师傅们就会隐着身，永远站在巷子两边，一个一个亲切地喊着我：“小谭伢子，你回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