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代总理奥尔默特一家三口接受美国媒体采访

　　妻子“粉碎”了我的大以色列梦

　　第一问答

　　以色列代总理、刚刚率领前进党赢得议会选举的埃胡德·奥尔默特最近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纪录片节目“前线”采访，奥尔默特谈到在沙龙昏迷前他和沙龙的最后谈话，也谈到影响他政治理念的一些人。

　　奥尔默特并非一直像现在一样“温和”。他曾是以色列政坛一名坚定的鹰派人物，如今却主张亟须执行沙龙的单边撤离计划。而在幕后默默改变奥尔默特，让他放弃原有主张的，则是素来与他政见相左的家人。

　　与沙龙最后一晤不忘开玩笑

　　记者:给我讲讲你得知沙龙病倒的那天的情况。

　　奥尔默特:周六的早晨，我总是起得很早，趁早上有空，我准备去体育馆健身。但不幸的是，就在我准备动身的时候，我接到医院的电话，说总理情况危急，可能要动手术。就在同时，我们又从医院获得进一步的消息，说沙龙的情况可能并没有他们之前想象的那么严重。于是，我才稍微放心。

　　记者:你能告诉我沙龙昏迷的那个晚上的情况吗？

　　奥尔默特:我想提一下头一天的情况。那天3点的时候，我正从总理办公室出来回我自己办公室，总理的秘书朝我招手，并说:“总理让你去他的房间，他有事情要和你说。”我到了沙龙的房间，沙龙正坐在那。当时，已经计划好，沙龙第二天将到医院做手术。在此期间的3个小时，我将替沙龙行使总理职权。于是，当我进到沙龙的房间，我就以一种开玩笑的口吻说:“沙龙，你知道吗？我这个代总理已经决定，在明天的三个小时内，我不准备作其他任何重大的决定，所以你不需要担心。”接着，我补充说:“但只有一个决定例外。”沙龙问:“什么决定？”我告诉他:“我想换掉你手下的人马。”听了我的话，沙龙笑了，他指着他那表现杰出的女秘书Marit说，“你不会换她的。”我回答说:“我答应你，不换她。”

　　随后，我们坐下来讨论政治问题，我始终没有料到，这次见面是我和沙龙的最后一次交谈。最后，当我起身准备告辞的时候，沙龙也站起来，我对他说:“我已经在盼望明天你通知我，‘埃胡德，你代理总理的任务结束了’”。当我们走近，我拥抱了沙龙，沙龙的身躯很大，拥抱不太容易。但我仍然拥抱了他。我告诉他:“这个国家需要你，一定要回来。”他抱了抱我，之后我就离开了。

　　当时，我很动情，沙龙也是。在场的内阁秘书后来说，每次回想那一幕，他就禁不住想哭。但说实话，那时候，我绝对没有想到我是在和沙龙道别。

　　生活从那一天彻底改变

　　记者:后来呢？

　　奥尔默特:那天晚上，我有很多事情。当我到家时，已经是晚上11:15，我接到内阁秘书的电话，他告诉我，“奥尔默特先生，请接司法部长的电话，通话将被录音。”我知道，这表明这次通话是官方的正式通话，在电话里，司法部长告诉我，总理的职权立即移交给我。随后，我接到了更多来自医院的电话。我知道，我的生活已经改变了，或许从此永远改变了，不复从前。

　　记者:你现在感觉如何？

　　奥尔默特: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我的一生都在为某个时刻做着准备，我多次担任内阁部长职务，我曾是耶路撒冷市的市长，这个职务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比内阁部长的职务更麻烦和困难。贯穿我的政治生涯，我都在为某一天承担重任而努力。以色列民众对我很好，我感觉大家都在拥抱、支持和帮助我，使我胜任总理一职好像成为每个人的使命。

　　记者:这是因为沙龙，还是因为你自己？

　　奥尔默特:因为时势，因为他们对沙龙的感情，因为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爱。你知道，以色列人是世界上最擅长批评自己国家的人，但也没有人比以色列人更热爱他们的国家，绝对没有。

　　35年后妻子的影响开花结果

　　记者:你是如何变成中间派的，为什么？

　　奥尔默特:首先，我要说，对，我改变了我从前所持有的一些极端观点，我为此而骄傲。生活在不停变化，现实也在改变，一切都在改变。你必须适应这些变化。并且需要在心里每天问自己:“情况发生了变化，我对这些问题的立场应该如何？”我相信，这种改变并没有一些人所说的那样离谱。

　　我们必须在“大以色列”和犹太民主国家之间做出选择，无可避免，我的选择是后者。那就意味着我们不能保留所有的土地，我们必须作出妥协。

　　我觉得我们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我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而不是受制于人，疲于应付。我想做先行者，我想改变，我想付诸行动……这就是我将要做的。

　　记者:你是在右翼的阵营里成长起来的，是吗？

　　奥尔默特:对。但我相信，如果我的父母现在还活着——我想念他们，他们会为我感到骄傲，他们也会支持我的立场。他们是很务实的人，不会死守教条。他们热爱这个国家胜于任何其他的东西，他们完全献身于这个国家。1933年，他们离开中国，带着犹太国的梦，千里迢迢来到这片土地。

　　我的父亲亲手创建了很多犹太人定居点，定居点曾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记者:你的孩子们一直与你政见相左？

　　奥尔默特:对，你知道的。我始终敬佩家人的忍耐力。他们为了家庭的和睦包容我的不同意见，他们从不因为我的不同观点而离开我。

　　记者:他们给你投票了吗？

　　奥尔默特:那你得去问他们。

　　记者:我觉得，他们没有选你。

　　奥尔默特:我不是为某个人而竞选。或许这是头一次，我在自己家里会获得多数票。孩子与我的谈话中时常有争吵与怒气，但也有相互尊重……我们生活在一个开放的家庭环境中，每个人都拥有保持各自观点的权利。

　　记者:你的家庭影响了你吗？

　　奥尔默特:当然。我的家庭影响了我。我和阿莉扎已经结婚35年了，当我最终决定做出单边撤离的决定时，我的妻子阿莉扎对我说:“35年的努力终于结出了果实。”我的意思是，在过去她一直试图影响我。只有哑巴才会说，与一个人相爱、生活、结婚35年，不会影响他的观点。我确信，我受到了她的影响。

　　记者:你准备怎样对待哈马斯？

　　奥尔默特:哈马斯是一个极端主义组织，是一个与伊朗有密切联系的恐怖组织。从其本质上看，他们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共存的现实，也不会接受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国家的存在。

　　记者；你认为与哈马斯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吗？

　　奥尔默特:没有，我认为没有。我们刚听到哈马斯的人说，“我们不想和以色列和平共处，我们不打算和以色列人和平共处。”

　　奥尔默特的妻子阿莉扎是一个温和的左翼力量支持者，上世纪70年代以后大选投票从来都是支持工党。而奥尔默特在沙龙组建前进党前一直都是右翼利库德集团的政治家。不过阿莉扎说奥尔默特不管在家里还是在朋友圈子里都是少数派，家里几个孩子都站在妈妈一边，奥尔默特的朋友也几乎全是中间派和左派。

　　在此次大选中，全家人都投了前进党的票。

　　妻子阿莉扎

　　我们家忽然变成堡垒

　　记者:奥尔默特突然成为代总理有吓到你吗？

　　阿莉扎:我完全没有准备，有点被吓到了。我们吃完饭回家的时候(当时两人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摩洛哥餐厅吃饭)，实际上就在我们吃饭后甜点的时候，我们的家已经变成了一个堡垒。好多安全人员、好多新闻媒体，我当时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那辆破车还停在房子前面，我就说:“好了，这不是总理夫人应该开的车，我们明天得把它弄到车库去。”新闻里都是我们，电话响个不停，红色电话也被安到了家里，还有好多电线，好多我从没听过的声音。这些改变我无法视而不见，它们就在那里。是真的。我们走进房间进入我脑海的第一句话是:“再见，自由。”

　　记者:你们俩怎么认识的？为什么嫁给他？

　　阿莉扎:看你这问题问的！我们大学认识的，然后就相爱了。就那么简单。一个男孩遇到了一个女孩，一个女孩遇到了一个男孩，这就是故事的全部了。在这种特殊的情境下，你是不会谈论什么意识形态问题的。

　　记者:但你知道……

　　阿莉扎:我们是知道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这有什么问题？

　　记者:你很少考虑全球问题？

　　阿莉扎:我从不想那些。我是个很简单的人，照顾一个孩子对我来说意味着很多。我不考虑什么全球问题或者国家大事。照顾孩子就是我每天要做的事情。

　　记者:孩子们怎么样？

　　阿莉扎:我们四个孩子一开始就都被送进在我们以色列被称为“开明学校”的地方，我们是有意这么做的，因为我们希望他们成为自由的思想者。不要被体制的模具浇筑，而是质疑体制。

　　记者:你丈夫说他是少数派。

　　阿莉扎:没错，在家里他的确是少数派。

　　大儿子沙乌勒

　　幸亏喜欢同一支足球队

　　记者:你们家在政治上是分裂的？

　　沙乌勒:我们的政治观点的确是有分歧。我不能说家庭是分裂的——“有些事情我们能达成一致，有些不能”——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我爸爸就老是喜欢这么说——我指的是我们最爱的足球队，我们就总能达成一致。不过一谈到政治，那就不同了。

　　记者:谈谈足球。

　　沙乌勒:好啊，足球，从来都是而且一直都是我们家里最重要的话题，我们兴趣高度统一，我们支持同一支球队。

　　记者:谢天谢地。

　　沙乌勒:是啊是啊。

　　记者:你们家里几个孩子都有点奇怪。

　　沙乌勒:当然了，我想我爸爸正在为自己是个开明的人付出代价。这让我想起《猜猜谁来吃晚餐》那部电影，里面讲一对夫妇把他们的女儿培养得思想独立，结果有一天女儿带了个非洲裔男朋友回来吃晚餐，他们差点晕过去。所以我猜我爸爸的情况跟这个有点类似，我们利用我们被允许和鼓励的自由，去自己思考，发展自己的观点，结果跟他自己的观点却不一样。

　　图:

　　率领前进党赢得议会选举后，奥尔默特与妻子激情相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