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道德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曾使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辉煌一时，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种传统道德的束缚，使得近代中国落后挨打。恰好相反，近代西方的崛起却又是由于以“利”、“力”为核心的工具理性的扩张。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应当辨证地看待传统道德、工具理性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我们当前在市场经济中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明了方向。

　　传统道德； 工具理性；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新的理解和概括。社会主义荣辱观在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核心精神的基础上，既充分体现了传统道德与时代精神的统一，又切实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诉求。

　　当前，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改革的目标之一。但是，它又使我们无法回避一个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拜金主义、本位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倾向，使一些人把金钱摆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与人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为了钱，当权者可以以权换钱，行贿、受贿，贪污腐化，置国家法律而不顾；行商者，可以制假贩假、期诈行骗，置人民生命而不顾；卖国者，可以泄露机密、背叛祖国，置国家安危而不顾；诸如此类，林林总总。虽然其表现特征繁多，但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基本道德的沦丧，工具理性的扩张。所谓“工具理性”，通俗一点来说，就是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现代社会由于工具理性的发达，人类控制驾驭客观环境能力增强，生产水平大幅度提高，物质生活显著改善。然而由于工具理性的威力所向披靡，无所不至，以致人类一些基本价值、基本道德倍受蹂躏。

　　这种严重的后果，是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不相符的，这绝不是我们改革的目标，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的负产品，是与整个社会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因此抑制工具理性、拯救道德滑坡，是当前我们社会一项重大课题。当然，工具理性的出现，并非当今市场经济的新鲜事物。可以说，伴随私有制的出现，工具理性就早己初现端倪并急遽扩张。因此，力批工具理性，认定此乃扭曲了的理性，在我国古代，传统道德就早己进行着。我国传统道德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表现为“仁、义、礼、智、信”，诸如“中庸平和”、“小富即安”、“安贫乐道”等等。传统道德与工具理性一开始就是矛盾的两方面。孔子一生创教立说，无非是针对社会工具理性横行，提出一整套规范社会秩序的学说，也即儒家思想。其目的就是教人学会做人的道理，教人和蔼共处、刚正不阿。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等，这正是传统道德对工具理性泛滥的蔑视。这种舍利取义的精神，乃是其价值取向的中心，贯穿中国古代社会数千年。虽然在具体内容上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它所提倡的注重道德义务，在获取物质利益之前，应首先考虑其是否正当的原则，即使在现在看来仍有其合理性和现实意义。正是这种支撑中国数千年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道德，使得中国封建王朝在西方还正茹毛饮血时就早已成为泱泱文明古国，并且影响后世。

　　不可否认，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道德塑造了一个伟大的民族，曾以一种特殊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合理性也逐步丧失。因为这种“仁、义、礼”所蕴含的基本理念，就是要求人们安分守己、中庸平和、安贫乐道等等，缺乏竞争、创新和开拓精神。而正是缺乏竞争、开拓、创新基因的文化理念导致中国人的封闭、保守和僵化，封锁了中国人的自我创造精神，以致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缓慢和落后。

　　正当中国封建王朝走向衰落之时，近代西方则迅猛崛起。究其原因，正是其以“利”、“力”为核心的西方文化理念为之提供了哲学先导。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就变革了中世纪的宗教哲学，而突出“人本主义”即“人的发现”。其中便发现了人的世俗欲望即物质利益，也就是所谓的“利”。在“利”的驱动下，一部资本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辛酸的血泪史，但是，资本主义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无可怀疑，以这种理念为核心的文化确实使西方社会付出不少代价，如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但另一方面这种进取型的文化极大地推进了西方社会的快速发展，并且大大超过了我们。在某一种意义上讲．这种工具理性的扩张，有其一定的合理因素。正如恩格斯指出，黑格尔关于人性恶的思想，“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因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当前，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相对落后。一方面我们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们群众的生活水平，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允许市场经济运行中道德滑坡这一影响社会健康发展的恶瘤。利益与道德的二律背反，正需要我们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没。

　　那么，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们应当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传统道德、工具理性的关系呢?

　　首先，如何面对传统道德。当前有人只看到传统道德对近代中国的束缚而主张完全抛弃。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既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又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每一时代的道德观念体系都是在前面的道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抛弃了传统道德，新道德就成了无源之水。因此，我们必须采取辩证的方法。在辩证法看来，否定不是简单地消灭旧事物，而是扬弃；就是说，既有克服，又有保留。所以，对于传统道德我们当然不能完全否定。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还是有许多优秀的内容，如诚实守信、勤俭公平、厚德载物的君子风范等，这些都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优秀传统美德。因此，在新时代，我们必须使传统道德现代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毕竟不同于传统道德，它不是简单的继承，它有其本身的质的规定性即崭新的内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符合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精神文明。它客观要求人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要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具有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因此，我们可以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去规范工具理性的扩张。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因为“任何人类历史的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在过去建设年代，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大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严重地挫伤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这不符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本质。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我们对“利”的追求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又要担起力批工具理性扩张的重任，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竞争和协作、效率和公平、市场和诚信、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关系，树立社会主义“义利”观，为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当然，我们还要认识到“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精神文明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但精神文明不能只在思想领域内兜圈子。因为作为思想道德方面的精神文明并不与社会实践直接相联系。要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转化为社会实践，就要使精神文明建设走上法律化、制度化。一方面，法律、制度具有意识形态的特点，它是思想道德内容的具体化、规范化；另一方面，法律、制度具有实践的特点，思想道德转化为法律制度，使人们的实践具有可操作性。“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制”。只要“建立健全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运用教育、法律、行政、舆论等手段”规范人们的行为习惯，约束和制止不文明行为，就能形成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当前，我们要进一步学习胡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进一步探索和把握市场经济运行中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特点和规律，始终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

　　（作者单位：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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