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主管科研的副校长康克军曾遇到过一件好玩的事。

　　一次，他所在的实验室，几台电脑染上了病毒，在老师和学生们议论着如何杀毒时，被几个正在施工的工人听到了。当天下午，康克军左等右等工人都不来，只好让学生打电话去催，工人师傅们总算来了，但每个人都戴了一个大口罩——原来，他们误以为师生们议论的计算机病毒有可能让他们染上疾病。

　　这件事让康克军记忆深刻，在中国科协不久前召开的“科学技术传播及学术研讨会”上，他以此为例，感叹：“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实在太重要了！”“科学技术传播及学术研讨会”是为了配合国务院此前刚刚发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召开的。《纲要》提出，争取实现全民科学素质的大幅提升，到2010年，达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到2020年，达到主要发达国家目前的水平。

　　据报道，1989年，加拿大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为4％。1991年，日本为3％。1992年，欧共体为5％。美国在2000年时，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已经为17％。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为制定此次纲要，有关部门采用招标的方式，先后动员了近200名专家学者，确定了来自北京大学等11个研究机构的21个研究团队承担研究任务，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调查研究。所有课题都双管齐下，由两个课题组并行研究。这是国内公民科学素质建设首次大规模的集中研究，旨在为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的制定提供理论基础。完成后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课题研究论文集》共758页，厚厚的一大本。

　　纲要公布后，水波不兴，有报纸评论：连一向闻风而动的各路媒体对此都没有什么太多的报道。“在全国科技大会余热未消……‘两会’内外又都在热议科学技术创新、对‘建设创新型国家’充满热望的氛围中，为什么这个十分重要的‘行动纲要’竟像坐了冷板凳无声无息，岂非咄咄怪事！”

　　与《纲要》颁布相比，更为沉默的是2005年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结果。这个由中国科协主持，每两年一次的调查始于1992年，1996年之后停滞了5年，于2001年重新恢复。调查显示，2003年我国公众具有科学素养的人口比例达到1．98％，比2001年的1．4％增长了约0．6个百分点，比1996年的0．2％提高了约1．8个百分点，出现了逐步增长的趋势。但这次迟迟没有公布结果的原因，据有关人士透露，是2005年调查的数据与2003年相比不增反降。在国家下大力气推动公民科学素养建设之际，调查结果若果真如此，确实令人沮丧。

　　孙诚，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2002年开始参与“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课题研究，所担任的课题是：“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根据她的研究，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惟一拥有“科普法”的国家，还曾多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仅以上世纪90年代为例，就有199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1995年《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199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1999年《2000～2005年科学技术普及纲要》等。从制定文件的量级和频率来看，中国政府对公民科学素质的重视程度在世界上无他国能及。

　　孙诚发现，也正是因为政府的“重视”，我国的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中，存在着公共性、工具性、政治化、计划性、组织化、直线型、强制性等八大教训。科普活动开始时轰轰烈烈，但过程简单，操作不能落到实处，末尾草草收场，造成资源的浪费而实际收效甚微。

　　她认为，科学素养的提高是点点滴滴渗透在普通公众的日常生活中的，她举了自己亲历的一件小事：一次，一些中国科学家陪同联合国专家参观南方一个村庄。这个村子是科学家的一个实验基地，当地茶农在科学技术的指导下取得了很好的收成，科学家们也很满意实验结果。但在观看茶农采茶时，一位联合国专家却提出了疑问：“为什么不告诉采茶的妇女要带上手套呢？未经处理的叶片上带有农药，可能会对妇女的健康和她们的后代产生潜在的影响。”

　　孙诚感慨：“我们在传递给农民致富的技术时，往往忽略了向他们传授安全生产的知识。这种有利劳动者自身安全的常识传播，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哪怕一个小村庄只有50人受益也是成功，这才是科学素养建设中“以人为本”的真谛。但大多数时候，人们却忘了这一点，更喜欢轰轰烈烈的形式。

　　她在日本考察期间，发现居民社区都开设“公民馆”。“公民馆”的工作人员是国家公务员，由政府出资，开设图书馆、讲习班等。“公民馆”的功能随着时代变迁发生着变化，由上世纪50年代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期间的就业技能培训，变为现在的修身养性，传播最新的科学进展信息等。

　　在孙诚看来，想让公众直接从某个政策或规划中受益，必须配合切实可行的项目、经费和人员队伍，“否则就会与以前一样，一阵风刮过就完”。比如，能否保证科技场馆、博物馆定期向公众免费开放，哪怕每年只有一个星期，公众也会记住，并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

　　周程博士，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制定工作专家组成员。他向记者介绍了美国一家民间机构所作的统计，在20世纪90年代增长最快的10种职业中有8种需要科学和工程教育的背景。即使是家庭妇女，如果不懂科学技术，也适应不了现代的生活。今天，妥善处理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吸烟、接种疫苗，或者居家的安全问题，无不需要对其背后的科学、技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最低层面，是人人必须知晓的科学常识，其次是应该掌握的基本科学原理和方法，最上层则应是科学的社会和文化意义。

　　他认为：“在科学日益社会化，社会日益科学化的今天，基本科学素质如同阅读写作能力一样，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具备的。不具备这些基本素质，虽然不至于无法生活，但生活受困会是很经常的事。”

　　2003年“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课题组副执行组长李大光，目前是中科院研究生院社会科学系教授。他当时所做的一组调查数据显示：发达国家从18岁开始科学素养水平最高，一直到60岁以后才开始缓慢下降。日本的曲线基本平稳，从小学时起到60多岁，对科学的了解情况没有太大的波动。而我国的情况是，18～29岁之间，科学素养水平非常高，甚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但一过30岁，就“像坐滑梯一样”直线下降。可见，“我们的社会还不是个知识型的社会”。

　　他介绍说，美、英等科技强国主要是靠科学家团体在做科技传播工作，经费主要来源于基金会，普及什么，传播什么，由科学家说了算。美国著名的“2061计划”，就是由美国科学技术促进会推出的。二战后美国公众科学教育和科学素养水平急剧下降，于是两个科学家向政府提出报告，建议赶紧提升公民科学素养。其后，100多个科学家包括十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参与了文件的修改，推出了《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一书，并以此为蓝本，搞了一系列实施性的文件。现正在美国8个州进行实验，一旦实验成功，将编制教材，并在全美推广。现在，每天有400多名科学家和教育家在做这件事，包括星期六和星期天。编写教材－实验－修改－再实验。从幼儿园4年级，一直到16岁都将按此进行科学教育。媒体在科学传播中也可以采用其中的知识和体系。

　　李大光认为，在我国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科学素质建设主要还是技术普及，以促进生产力为主。在发达地区，开始出现了被发达国家普遍接受的“公众理解科学”的模式。他表示：“公众理解科学中强调的科学素养不仅是指对科学知识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要具备参与决策的能力。比如，2005年圆明园防渗漏工程事件导致公众第一次有权参加环评听证会。吉林化工厂有毒物质泄漏事件将公众的知情权急速提升到社会意识层面。2006年初，国家公众参与环评议程的决定终于出台等等。

　　除了正规教育，经济发展和媒体发展，是提高公民科学素养的最主要动力。各种传媒就是最好的科普通道。在李大光参与主持的调查中，86．2％的中国公众相信从电视上获得的科技信息，其次是报纸，达到67．3％。相比之下，美国公众只有6％依靠电视、4％依靠报纸获取科技信息。

　　中国的电视科技节目并不少，但往往不是纯粹的科学节目。李笑称，通常的模式是，“一个地方闹鬼，经过一番调查，发现不是鬼”，这不是纯粹的科学节目，而是介于娱乐和科学文化之间。这跟中国电视节目的末位淘汰制有关，制作人首先要考虑的是保证节目的收视率。他举例英国BBC4频道，其中“今夜星光”的科学节目，从二战后开播一直持续到现在，主持人叫派崔克·莫尔（PatrickMore），从年轻时一直干到80多岁，就在那里讲天文，收视率极高。“其实，科学内容是媒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李大光说，“是任何有影响的媒体都绝对不能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