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刚在北京儿童医院做完手术的孤儿，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眼巴巴地瞅着同病房那3个有爹妈陪着、有吃有喝的孩子，眼中流露出淡淡的忧伤。“这汽车是送给你的！”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女人，笑嘻嘻地把一辆遥控汽车递过来。孩子惊呆了。“看见他特别高兴，我也高兴。”贺安娜兴奋地说。

　　她是儿童医院的常客，她的名片就留在医院。“一个孩子快死了，你有空陪陪他吗？”只要一接到医院或孤儿院类似这样的电话，知道有需要帮助的孤儿，她二话不说就会赶来，“我不能拒绝他们，虽然我经营自己的公司，工作很忙。”

　　30岁的贺安娜，是个漂亮的西班牙女郎。“你们的台湾作家三毛，就住在我出生的大迦纳利群岛。”她操着流利的汉语，“这是我到中国后知道的。”

　　她常带朋友去孤儿院给孤儿们唱歌，跳舞，还带着医生给孩子们检查身体，教孤儿院的厨师做她拿手的西班牙饼。孤儿们都叫她“安娜妈妈”。

　　安娜的专业是法律，5年的学费全是靠给广告公司当模特挣的。毕业后她到惠普公司工作时，在报纸上看到一则“中国欧盟青年经理培训项目”的广告，立即拉着美国男朋友报名。400多人竞争30个名额，他俩居然都被录取了。离开德国前一天，他们登记结了婚。

　　婚礼在北京的宣武门教堂举行，那年正赶上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神父很奇怪，怎么两个外国人到中国来结婚？”贺安娜笑着回忆。

　　培训班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老师给她和丈夫分别起名贺安娜和高力。学了15个月的中国文字、历史、法律、风俗和商务，贺安娜开始实践，先给人打工，然后任自己公司的CEO，帮助中国的工厂在欧美等地销售产品。

　　2000年初，一个朋友问贺安娜：“有个孤儿院需要给孤儿治病，没有钱，你能帮忙吗？”

　　她爽快地答应了，并策划了一个筹集资金的游戏：她把朋友们带到北京的一家拉丁舞酒吧，面对面站成两排，一排出钱，一排出力。“当时的欧盟驻中国大使出了1000元，我的一个朋友就到他的办公室服务一天，沏茶、送文件。”贺安娜得意地说：“那次筹集了两万元，捐给了孤儿院。”

　　从此，贺安娜每年组织一次慈善晚会，规模一年比一年大，2005年竟筹集了136万元。捐款存在中华慈善总会的一个账户上，由她的合作伙伴———中国慈福会和世界宣明会这两个慈善机构用这笔钱帮助孤儿。

　　她去过北京、天津、河北、广西的10多家孤儿院。她的电脑里存着数百张被救助孩子的照片，她能有名有姓地讲出每个孩子的故事。

　　河北孤儿院的美兰患先天性心脏病，动手术需要4万元，为筹集这笔钱，贺安娜急哭了。美兰治疗期间，她天天去医院探视。手术成功后，美兰被一个家庭收养了。

　　她最喜欢7岁的芳芳，一个天生没腿的女孩。芳芳5岁时，安了假肢，她把芳芳从河北的孤儿院接回家来玩。她原想收养芳芳，但怕没时间陪护，就常抽空去看她。

　　小惠是个脑瘫的孩子，瘦小的身子支撑不住大脑袋，安娜一去孤儿院就抱她：“我喜欢抱着她的感觉。”

　　至于为什么要帮助孤儿？贺安娜淡淡地回答：“习惯。”她12岁时，就每周跟着奶奶去教堂，给穷人送衣服；经常和同学到孤儿院陪孤儿玩；还给孤寡老人洗过衣服；她跳过15年芭蕾舞，在西班牙经常参加慈善演出。她认为，“当我过上美好生活的时候，有责任去帮助不幸的人。”

　　一次，她去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的三只羊小学看孤儿，途中遇上洪水、山崩，车不能开了，同行者都打道回府，她愣趟着水走着去，一路想着：“我走不动了，我快要死了。”贺安娜笑着说。

　　她在那里看到40多个孤儿，5个人睡一张床，每天吃黄豆，当时她就下了决心：“我要让他们每天吃上鸡蛋、肉和蔬菜。”如今，她用捐款实现了这个心愿。

　　1999年刚到中国时，因为看不懂中文菜单，“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吃饭。”她笑道，“整整吃了一年的米饭和鱼。”而眼下，贺安娜打车能给司机指路，知道哪里有最好吃的烤鸭，还会带朋友逛潘家园，甚至去做足底按摩。

　　但她可不满足这点儿能耐。她希望：“集资每年都增长，争取能为中国孤儿建立最大的基金，给予孤儿们医疗救助，让他们过上正常、健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