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刚在北京儿童医院做完手术的孤儿,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眼巴巴地瞅着同病房那3个有爹妈陪着、有吃有喝的孩子,眼中流露出淡淡的忧伤。“这汽车是送给你的!”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女人,笑嘻嘻地把一辆遥控汽车递过来。 孩子惊呆了。“看见他特别高兴,我也高兴。”贺安娜兴奋地说。
她是儿童医院的常客,她的名片就留在医院。“一个孩子快死了,你有空陪陪他吗?”只要一接到医院或孤儿院类似这样的电话,知道有需要帮助的孤儿,她二话不说就会赶来,“我不能拒绝他们,虽然我经营自己的公司,工作很忙。”
30岁的贺安娜,是个漂亮的西班牙女郎。“你们的台湾作家三毛,就住在我出生的大迦纳利群岛。”她操着流利的汉语,“这是我到中国后知道的。”
她常带朋友去孤儿院给孤儿们唱歌,跳舞,还带着医生给孩子们检查身体,教孤儿院的厨师做她拿手的西班牙饼。孤儿们都叫她“安娜妈妈”。
安娜的专业是法律,5年的学费全是靠给广告公司当模特挣的。毕业后她到惠普公司工作时,在报纸上看到一则“中国欧盟青年经理培训项目”的广告,立即拉着美国男朋友报名。400多人竞争30个名额,他俩居然都被录取了。离开德国前一天,他们登记结了婚。
婚礼在北京的宣武门教堂举行,那年正赶上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神父很奇怪,怎么两个外国人到中国来结婚?”贺安娜笑着回忆。
培训班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老师给她和丈夫分别起名贺安娜和高力。学了15个月的中国文字、历史、法律、风俗和商务,贺安娜开始实践,先给人打工,然后任自己公司的CEO,帮助中国的工厂在欧美等地销售产品。
2000年初,一个朋友问贺安娜:“有个孤儿院需要给孤儿治病,没有钱,你能帮忙吗?”
她爽快地答应了,并策划了一个筹集资金的游戏:她把朋友们带到北京的一家拉丁舞酒吧,面对面站成两排,一排出钱,一排出力。“当时的欧盟驻中国大使出了1000元,我的一个朋友就到他的办公室服务一天,沏茶、送文件。”贺安娜得意地说:“那次筹集了两万元,捐给了孤儿院。”
从此,贺安娜每年组织一次慈善晚会,规模一年比一年大,2005年竟筹集了136万元。捐款存在中华慈善总会的一个账户上,由她的合作伙伴———中国慈福会和世界宣明会这两个慈善机构用这笔钱帮助孤儿。
她去过北京、天津、河北、广西的10多家孤儿院。她的电脑里存着数百张被救助孩子的照片,她能有名有姓地讲出每个孩子的故事。
河北孤儿院的美兰患先天性心脏病,动手术需要4万元,为筹集这笔钱,贺安娜急哭了。美兰治疗期间,她天天去医院探视。手术成功后,美兰被一个家庭收养了。
她最喜欢7岁的芳芳,一个天生没腿的女孩。芳芳5岁时,安了假肢,她把芳芳从河北的孤儿院接回家来玩。她原想收养芳芳,但怕没时间陪护,就常抽空去看她。
小惠是个脑瘫的孩子,瘦小的身子支撑不住大脑袋,安娜一去孤儿院就抱她:“我喜欢抱着她的感觉。”
至于为什么要帮助孤儿?贺安娜淡淡地回答:“习惯。”她12岁时,就每周跟着奶奶去教堂,给穷人送衣服;经常和同学到孤儿院陪孤儿玩;还给孤寡老人洗过衣服;她跳过15年芭蕾舞,在西班牙经常参加慈善演出。她认为,“当我过上美好生活的时候,有责任去帮助不幸的人。”
一次,她去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的三只羊小学看孤儿,途中遇上洪水、山崩,车不能开了,同行者都打道回府,她愣趟着水走着去,一路想着:“我走不动了,我快要死了。”贺安娜笑着说。
她在那里看到40多个孤儿,5个人睡一张床,每天吃黄豆,当时她就下了决心:“我要让他们每天吃上鸡蛋、肉和蔬菜。”如今,她用捐款实现了这个心愿。
1999年刚到中国时,因为看不懂中文菜单,“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吃饭。”她笑道,“整整吃了一年的米饭和鱼。”而眼下,贺安娜打车能给司机指路,知道哪里有最好吃的烤鸭,还会带朋友逛潘家园,甚至去做足底按摩。
但她可不满足这点儿能耐。她希望:“集资每年都增长,争取能为中国孤儿建立最大的基金,给予孤儿们医疗救助,让他们过上正常、健康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