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清明节，扫墓忆先人的时候，我们无法忘却一群历史的受害者。

　　通往萧山所前镇夏山埭村南部山区的路上，一块纪念碑非常触目。

　　碑上刻着“鸣冤昭示”四个大字，下方列着1939年至1940年间，夏山埭村54名因日军投放细菌弹而丧生的村民名字。

　　这块碑立于2002年夏天，是萧山所前镇老年协会的夏泗友（已故）、夏志中、沈振云、夏雅贤等曾亲眼见证侵华日军罪行的老人，花了三年时间，走访所前镇50多户在细菌战中受害的农户后，为警示后人而立的。

　　纪念碑透露的另外一个重要信息，却不太为人所知：萧山，是我省最早受日军细菌战侵害的地区。

　　萧山，隐藏着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和一些珍贵的历史证据，但这些日军侵华细菌战的证据，却随着时间的推移，正逐渐消失了。

　　时报感到很急迫，这些证据需要尽快留存，细菌战当事人都已80岁上下，再不行动，证据就要永远消失了。为此，时报展开了近20天的调查采访，去还原这段历史。

　　萧山“王选”：偶然发现惊人历史

　　说起细菌战，人们印象较深的应该是在1940年至1942年间，日军对宁波、金华一带，空投大批烈性传染病鼠疫和伤寒、霍乱、赤痢等菌物。

　　在萧山，一个叫孙娟的年轻女教师在研究区域抗战史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侵华日军在萧山实施细菌战的线索。

　　故纸堆里的线索

　　这位刚满三十的女教师，是萧山五中的历史老师。

　　2000年初，还是大四学生的孙娟，由于撰写毕业论文的需要，来到了萧山档案馆查找史实资料。当她翻开尘封已久的档案时，在1939年6月19日的《萧山日报》上发现了这样的记录：据本省第29流动学校校长郑来兴称：本月四日（即6月4日）上午九时五十分，有敌机七架过境，当时本校学生疏散在田野间，忽有一机掷下用绿色有光纸包之酥糖一包，学生杨志向拾得，将酥糖喂一老狗，狗食之，顷刻毙命，是以酥糖内含有重大毒素。

　　学历史的孙娟立即意识到，早在1939年，日军就已经在萧山实施细菌战，这是我省最早的日军细菌战侵害记录。

　　接着，孙娟在档案馆里找到了更多的佐证资料：

　　1939年6月8日的《萧山日报》记载：同年(1939年)6月7日，日机在头蓬、南阳、靖江等地投掷白色絮状毒物，触及眼球者，眼球红肿，旋即头部肿胀，进入昏迷状态，直到死亡……

　　《萧山县志》记载：1939年6月13日，日军出动飞机在义盛、靖江乡上空投下灭绝人性的细菌弹，不少乡民感染后，上吐下泻，四肢麻木，惨死在疫病中。记者20天实地调查受害人相继离世，证据在消失

　　孙娟没有就此止步，为验证这些材料的真实性，她在过去的六年时间里走遍了萧山的十多个镇村，深入受害区进行民间调查取证。

　　“6年间，我只能根据零星的线索走访，至今只找到了40余名受害人和知情者。而且由于条件有限，我只留下了少许的文字记录，并没有图片、视频等更详实、具体的现场资料，如今想起来，我很后悔。”孙娟说。

　　知道的，就不该遗忘。

　　为了重新梳理这段历史，时报记者决定根据孙娟的调查之路，实地回访萧山细菌战受灾区。

　　时隔6年，调查之路更加艰难。根据孙娟提供的线索，记者多方查找，途经萧山区南北楼塔、临浦、进化、所前、靖江、义桥、义蓬七个镇，数十个村，发现孙娟记录的40余名受害和知情老人又走了10多个。

　　随着这些老人的逝去，关于当地细菌战的记忆也慢慢淡去。 黄吾珍，女，1923年出生，义桥镇山后村人，已去世。

　　2002年孙娟前去调查时，老人还在世。当时黄老谈到日本鬼子时深恶痛绝，称自己十六、十七岁时，日本鬼子进村，飞机在头顶飞来飞去，接着村里就开始流行“烂脚疮”，她和老伴都得了。一到夏天，脚上就会感觉痒，非要抓出血来才罢休。汤外公（具体姓名不肯透露），男，出生年月不详，进化镇大汤坞村人，已去世。

　　2001年孙娟前去调查，老人说小时候日军投放了很多细菌，村里就开始流行“旮旯头疮”（萧山方言）。一次，汤外公在理发店里剃头，由于剃头刀上沾有细菌，使得汤外公头上感染了细菌，没过几天，满头起白泡，接下来就剧烈地烂起来，导致他12岁时就变成了秃头。

　　记者回访时，汤外公已去世。 余金木，男，1932年出生，靖江镇伟南村一组人，已去世。

　　2001年孙娟去采访的，老人回忆，当时村里流行一种“大头病”（萧山方言，即传染病）。日本人把病菌投放到水中，有人喝了这种有毒的水就染上了这种病。发病初期就不会说话，全身发红，上吐下泻，四肢抽搐，快的一两天就死了。

　　该病极易传染，余家一户就死了五个。 朱冠强，男，1920年出生，临浦镇畈里朱村人，已去世。

　　孙娟描述，朱冠强得了烂脚病，两腿直到膝盖处皮肤都呈黑色，双脚浮肿，常年不能痊愈

　　记者回访时，老人的小儿子告诉记者，“你们晚到了一步，我父亲春节时才走。快断气时，口中还念叨着日本人干的坏事。”

　　夏泗友，男，出生年月不详，所前镇夏山埭村，已去世。

　　夏泗友曾是夏山埭村的老年协会会长，年轻时亲眼目睹过侵华日军进村后犯下的种种暴行，多年来心怀悲痛。四五年前，他萌发了调查取证的想法。

　　老人带领老年协会的老人们造访了50多户受害者家庭，记录了当年细菌战中60多个受害村民的遭遇。

　　记者到夏山埭村时，夏泗友已去世两年，他生前搜集的资料，除了那块碑文上的内容，其余已全部遗失。

　　这是怎样一段沉痛的记忆啊！但至今，大家能找到的关于细菌战的线索，也只有那块纪念碑，和几个古稀老人的只言片语。

　　记者在回访中，有幸找到了五位在世的细菌战幸存者。他们的讲述，给我们部分还原了当年的那场灾难。85岁的夏雅贤下过稻田的居民相继病倒

　　夏泗友过世后，现年85岁的夏雅贤老人接替了所前镇老年协会会长一职。

　　夏雅贤已卧病在床一年多了，但一听到细菌战，眼中立现精光。

　　他亲眼看见日军进村，在1平方公里范围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年的钱群村被烧成“无瓦村”，沿山十八村火海一片。

　　据夏雅贤等调查，在1940年2至3月间，侵华日军曾在所前镇投掷炸弹。之后，凡是下过稻田的村民相继病倒，一些家畜身上散发出怪味。不少人起初是小腿出现红色小包，又痛又痒，抓破后开始腐烂，发出阵阵恶臭。

　　“我和泗友几个就是意识到曾亲眼见证侵华日军罪行的人会越来越少，萌发了‘调查取证、以史为鉴’的想法。”夏雅贤说。

　　可惜的是，由于夏泗友老人的过世，调查报告相继遗失。

　　83岁的王才兴

　　烂脚病折磨了他六十多年

　　83岁的王才兴，住在萧山临浦镇塘郎孙村的两间小土房里。

　　王才兴卷起裤管。小腿上的皮肤呈黑色，已经硬化，双脚浮肿，上面布满了一些化脓的伤口。

　　此病折磨了他六十多年。现在，每月还会犯病一两次，一犯病就发烧，要卧床休息，一星期下不了床。

　　“我们村有五六个人得了烂脚病，都是日本人来了之后发生的。只有我还活着。”

　　68岁的朱水标

　　靠着一只眼睛种荸荠

　　塘郎孙村往南，是临浦镇坂里朱村。村民自发收集整理了一份《坂里朱村细菌战部分受害者名单》，30多名受害者中，只有68岁的朱水标老人还在人世。

　　“那时村里30多个人得了脑膜炎，基本上都死了，我算是捡回了一条命来，就是一只眼睛看不见了。”朱水标说现在另外一只眼睛视力也很弱。日子过得很苦，主要靠种荸荠维持生计。

　　“这些都是日本人干的，要赔！”朱水标恨恨地说。

　　81岁的陈宝来

　　发病时皮肤焦黄，手脚麻木

　　81岁的陈宝来，也是细菌战受害者之一，住在靖江镇伟南村。

　　“人没有力气，脚步沉重，皮肤焦黄、焦黄，手脚麻木。” 陈宝来描述自己发病时的情况。

　　陈宝来十五六岁时，日本人的飞机在村上空盘旋，投下如雪花、棉絮状的物体，接着村里就开始流行“大头病”(萧山方言，意为传染病)。

　　“我们本来还以为是天降瘟病，死了很多人，后来才知道是日本人放毒。”同村84岁的陈宝福说，“大头病”大概持续了四五个月，得病的人先手脚麻木，发寒热，很快就断气了。

　　同村的张根一家人最惨。两天内，全家五口都死了。“像死鸡一样，一会儿一个人死了，一会儿一个人死了，太惨了，太惨了！”70岁的余花珍老人伤心地说。

　　74岁的王婉珍

　　尸体成堆，埋在“百家姓坟”

　　义蓬镇头蓬村74岁的王婉珍，1939年左右，她的娘家和夫家先后有7口人死于当地流行的“大头病”。

　　王婉珍回忆，当年由于死的人太多，尸骨都堆成了小山，“那么多人死，大家连名字都搞不清楚，就统一在村中划了一块几平方米大的空地，把死人埋了，取名百家姓坟，每当过年、过节，村民们都会自发来到坟头，祭拜先人。不过后来也拆了。”关心萧山细菌战的热心人

　　关于萧山细菌战取证，也不仅仅只有孙娟和所前镇老年协会几个萧山本地人在努力，据记者了解，几年来，还有不少人付出了汗水。

　　袁成毅：浙江历史学会副会长，杭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多年来他一直在收集萧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资料，孙娟的执着，就起源于他的提点和指导。

　　李晓方：驻浙某部军人，孤身一人踏访全国800多个乡镇，用镜头记录下遭到日军细菌武器伤害的幸存者，编成大型纪实画册《泣血控诉》。

　　他的全国踏访计划中，也把萧山列入其中一站。遗憾的是，由于线索不足，他最终没在萧山留下珍贵的图片资料。

　　王选：1995年开始从事细菌战调查，1997年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索赔诉讼原告团成立，王选被推举为总代表。

　　2002年，王选受夏泗友的邀请，来到夏山埭村，参加细菌战受害者纪念碑揭幕仪式。看了孙娟的调查报告后非常感动，鼓励她继续调查取证。记者手记

　　我拿笔的手开始颤抖

　　采访萧山细菌战是个艰难的过程。不仅路途遥远，更难的是让受害者揭开伤疤，又一次经历当年伤口撕裂的疼痛。

　　王才兴老人是我在萧山见到的第一个细菌战受害者。当他那浮肿、发黑的双腿出现在眼前时，我惊呆了。但老人是坚强的，六十多年来，他每天准时起床，出去晨练，每天重复着要把病痛的双腿浸在热水里泡，之后一层一层搽上药膏。

　　残忍的细菌战，痛苦的表情，遗留的伤痛，含泪的诉说……总以为这一切都很遥远。然而，当亲临这一切时，那种发自内心的震撼，让我无法平静，促使我更急切地奔走于乡野间。

　　遗憾的是，近70年的风雨飘渺，亲历者正在慢慢死去，证据正在消逝。

　　采访中，朱水标老人指着自己失明的眼睛，老泪纵横地说：中国人太吃亏了，你们都把它写下来、拍下来，我死后也能有个证据，能让我们的后人永远记住！

　　听到这些话时，我拿笔的手开始颤抖。

　　我希望我记录的这些人、这些片段，或许并不完整，但我要尽可能多地为这段历史留下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