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购销商业贿赂案无论涉及何人都将一查到底。”3月28日，全国卫生系统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卫生部部长高强当场表态强硬。

　　公开招标采购，被认为是防止医药购销商业贿赂的一个重要途径。但近年来，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却引发了多次争议。

　　争论的焦点何在？应该作出怎样的修正？记者多方采访，初步理清了其中的脉络。

　　为何要搞药品集中招标采购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传统药品流通方式仍占主流———利润的70％在流通环节，而其中的40％为调拨批发利润，整个药品流通呈现“腰鼓型”的畸形结构。结果是，药品价格虚高，而且进入医院的渠道很混乱，安全性无法保证。

　　2000年2月，国务院提出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试点，依靠集中的、团体的和更大规模的采购数量以获得最优价格和服务。并明确，作为采购主体的医疗机构，可以委托招标代理机构开展招标采购；招标代理机构经药品监管部门会同卫生部门认定，与行政机关不得存在隶属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

　　2001年11月，卫生部等六部委发布了《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规范（试行）》。在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中，医疗机构采购行为变得公开、透明，政府主管部门可以轻松获取采购信息，政府监管从效率低、效果差的定期、不定期现场检查转变为网上实时监管。

　　中国人民大学医药物流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宪法教授告诉记者，通过6年来的实践，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药品的零售价格得到有效控制，总体趋势趋于下降，通过中介机构的医药电子商务平台，仅北京市药品价格的平均降幅就达70％，让利患者数亿元；同时，药品经营企业的市场集中度增强；低水平小企业被市场淘汰，大企业的市场份额逐年扩大；流通渠道清晰，可塑性提高，临床用药安全得到了有力保障；医药行业的信息化水平进步明显。

　　为何反对药品集中招标采购

　　但是，近两年，对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争论从未停止，甚至出现了“要求国家考虑取消现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的呼声。这种呼声主要来自一些企业，特别是部分经营性企业及行业协会。

　　为何如此？记者采访了药品生产、流通企业和医院等业内人士，各方意见不一：

　　不少企业坦言，“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标后还需要后续公关”。由于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没有明确具体采购数量或市场份额，即未形成真正的“合同”，造成医院和药企二次谈判、临床促销明显。

　　许多企业告诉记者，即使中了标，后期的公关费用仍然不能少，从医院分管院长一直到临床医生，都要“打点”，否则医院可能很快就不进中标的低价药。

　　对此，中介机构的人士无奈地说：“再先进的电子商务，也管不住医生手中的笔。”

　　同时，缺乏对医疗机构履约行为的制约，导致延迟支付货款的现象仍普遍存在，这也令许多企业相当头疼。一位药企人士告诉记者：“过去对医院的每个环节都有回扣，所以医院支付货款相当块，他先支付了，我们的回扣才能返回；现在没有回扣了，货款也迟迟收不到了。”

　　此外，实行招标采购后，竞争公开而激烈，未中标企业不满意；由于和医院的二次谈判，使得销售成本未能大幅度降低，中标企业也不满意；由于临床推广的客观存在，“药虫”成为流通领域的最大赢家，生产经营企业对之又爱又恨。

　　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药品集中招标解决了采购问题、零售价格问题，却解决不了医疗费用问题。虽然几年来零售价格降价明显，但由于缺乏医疗费用制约机制，临床过渡医疗、不合理用药却逐年严重，导致医疗费用上升、患者不满意。许多老百姓也因此而对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存有误解。

　　同时，药企为了规避政府降价和药品集中招标，大量出现“变脸药”，导致部分传统常用药品有价无市；而“一药多名”现象的广泛存在，让“集中招标采购”的手续和工作量都相当繁复，客观上给生产企业增加了招投标的成本付出，也导致了医药企业对整个“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的意见。

　　孤立指责药品集中采购制度是幼稚的

　　“将药品纳入集中招标采购，这是国际通行做法，本身没有错。”中国人民大学医药物流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宪法教授认为，这一制度在程序上的合理性不容置疑，是避免采购领域暗箱操作、防止漫天要价、防止权力寻租的有效办法。

　　针对种种质疑，李教授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医院在药品购销中的强势地位及“以药养医”的体制没有改变，使得招标采购的初衷无法完全实现；同时，我国制药产业自身的缺陷，也催生了流通领域的商业腐败，客观上促使药价虚高。

　　据悉，我国排在前50位的制药企业，生产集中度2000年约为50％。而美国前30位的制药企业，1992年集中度就高达97％。中国所有制药企业的销售收入加在一起，还不如美国辉瑞一家。而数量巨大的企业一年还要新增数千种仿制药推向市场。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司负责人张伟介绍，近5年来，我国批准的药品注册文号数以万计，但其中真正意义上的新药却不到100种。

　　由此造成药品生产领域的恶性竞争长期存在：产品创新能力低、生产成本高，靠虚高定价占领市场。一方面，药企纷纷改变剂型、名称、规格、包装，改头换面成“新药”；另一方面，竞相涨价，“高报价、高定价、高回扣”，拼命留出巨大的价格空间，给打通各个环节、进入销售终端留足“财力”。李教授认为：从这个角度上看，孤立地指责“招标采购制度加重企业负担”是幼稚的。

　　针对这一问题，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于今年3月15日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药品名称管理的通知》，将不再为仿制药批准商品名，今后我国年新增药品商品名将不会超过100种。

　　李教授认为，新政策的用意在于，给通过改头换面赢取暴利的假新药亮“红牌”，从而扭转药品生产企业千方百计生产高价假新药的倾向。而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应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在我国以往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中标品种数量多、不能明确采购数量，是引起质疑的首要问题———

　　我国目前医药市场大部分药品存在临床促销行为，很多药品之间存在很大的可替代性，中标品种数量多、采购数量不能明确，使企业仍然不能减少“公关”成本，面临一个难以确定的合同，考虑后期的各种成本，很难给出合理的价格。

　　因此，在新的药品集中采购中，应尽量减少中标品种数量，通过品牌和市场份额的集中促成药品价格的降低，并通过合同数量的明确，保证中标企业的利益和中介机构的合法权益。在明确采购数量的同时，药品集中采购还应在保障回款时间、简化操作流程、减轻企业负担等方面作出积极努力。

　　鉴于公开招标降低了药品收入在医院业务收入中的比例，李教授认为，在“以药养医”体制没有改变和国家尚未出台有效补偿机制的情况下，建议药品的定价政策应改变顺加作价的办法，调整为：

　　医疗机构销售中标药品只要不高于招标前的政府最高限价即可。这样就确保了医疗机构作为招标人的切实利益，医疗机构也会为了本院利益而与企业进行充分的价格谈判，努力获得最低购入价。物价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各地医疗机构获得的最低购入价，定期调整药品的政府最高限价。这样患者也就获得了好处。

　　如此，才能使医院利益与患者利益相统一，同时也形成了定期通过市场形成价格逐年降低药价的政策目标。

　　此外，李教授认为，网上药品集中采购是治理药品虚高价格的治本之策。网上集中采购对于药品价格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作用，原因不在于“招标”或“网上限价”，而在于互联网技术在药品流通全过程的应用。

　　造成药品价格长期虚高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与医药企业之间严重存在信息不对称。行政部门无法及时、有效地发现市场形成的价格，不能让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决定药品价格的形成；无法全面监控药品流通的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给中间环节留下大量偷税漏税、洗出现金进行回扣促销的机会；无法建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和使用的绩效评估体系，有效实行药品收支两条线管理，促使临床医生合理使用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