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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体育界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个“重灾区”。这个“重灾区”的灾情是怎样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之火，是怎样在体育界燃烧起来的？
   
   “文革”时谁会向往奥运会？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时光流逝，当年体育界的种种“革命”举动和“革命”的精神状态、思维方式，如今已被不少人有意或无意地淡忘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十年之后，曾有一篇以游泳运动员为主角，以“文革”武斗为背景的短篇小说《无人知晓的世界纪录》，后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二者都是佳作，都曾获奖，但其中一个细节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却是这种淡忘的一个例证。 

    那篇短篇小说及同名电视剧，讲一个游泳运动员吴波，在造反派武斗冲突中，被一派群众组织怀疑其向另一派泄露了该派的武斗行动计划而致使该派遭到伏击，损失惨重，他因而被“判处死刑”，他在被昔日好友枪杀之前，提出唯一的要求：让他最后游一次泳，就在这一次，他竟拼尽全力打破了当时的奥运会自由泳纪录——但却是无人知晓的世界纪录。小说写到吴波在游泳池里作最后的冲击时，有这样一段描写：在吴波想象中，“奥运会的旗帜正在高高飘扬。观众台上无数的眼光集中在吴波身上……”电视剧里也出现了同样的镜头，出现了奥运会的五环旗…… 

    这个细节，十分典型地反映出有关创作者忘记了或者是根本不了解“文革”时期人们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 

    历史的真实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一般中国人对奥运会、对五环旗，全无任何概念，不但不可能想到去奥运会夺标领奖，而且根本就对奥运会这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玩艺儿不屑一顾，嗤之以鼻。这种认识与感情，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经日积月累地形成了。 

    不妨回顾一下那段已被淡忘的历史。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在作为“文革”序幕的“四清”运动、反修教育时期，1963年11月10日到22日，中国就已经与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国家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组织了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以“新运会”对抗奥运会。 

    事情的起因是，1962年9月，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第四届亚洲运动会时，以苏加诺为总统的印尼政府拒绝台湾国民党当局派出的体育代表团和以色列体育代表团入境，国际奥委会认为印尼当局此举使“组织比赛的规则未得到尊重”，于1963年2月7日在瑞士洛桑举行的执行委员会上通过了决定：“不定期地禁止印度尼西亚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印尼政府迅即声明：要“更自由地组织一个不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分子影响的新兴力量运动会”。中国国家体委和全国体育总会为此发表声明，称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之流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特别是与世界各国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的走卒。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在这些败类的控制下，堕落成为帝国主义的政治工具。” 

    中国成为新运会最坚定的支持者，派出了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为首的庞大代表团。新运会开幕后，有关新运会的报道占据了中国报纸的大量版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播专栏节目，大型彩色电影纪录片在全国放映，人们观看后无不欢欣鼓舞，以为革命的“新兴力量”国家终于也有了自己的“革命”运动会了。 

    《人民日报》为新运会胜利闭幕而发表的社论《丰硕的果实，锦绣的前程》中，斥责“帝国主义操纵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及某些国际体育组织，千方百计地（对新运会）进行干涉和破坏活动。” 

    中国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出席第一届新运会体育代表团团长荣高棠在《团结斗争的胜利，新兴力量的胜利》一文中，称奥运会国际委员会是帝国主义垄断国际体育活动的“御用工具”，并宣称第一届新运会的胜利举行和相应的新运会国际体育组织的诞生，“标志着国际奥委会垄断、操纵国际体育活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摆脱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控制的国家和人民是完全有力量来独立自主地组织自己的体育活动，发展自己的体育事业的。” 

    1964年7月5日新华社报道，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人（就国际奥委会撤销对印尼的处分）发表谈话中指出：“众所周知，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国际奥委会打着‘体育不问政治’的幌子，招摇撞骗，倒行逆施，到处制造政治阴谋活动。”“国际奥委会的种种罪恶行径，使世界各国人民，首先是新兴力量人民，日益认识到它作为帝国主义工具的反动面目，对它进行了严厉谴责和反对。” 

    1964年10月7日《体育报》发表的《高举团结反帝的旗帜——漫谈我国国际体育活动十五年》一文中，就一方面谴责“操纵在美帝国主义分子布伦戴奇手中的国际奥运会一贯敌视各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在国际体育活动中，推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一方面宣称“反映着亚非拉各国人民革命意志的新兴力量运动会在全世界放射出耀眼的光辉”。 

    在国家体委于1965年初举行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到会同志一致认为……在国际体育活动中，发展了反帝斗争的统一战线，同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力量人民一道，建立了革命的国际体育组织——新兴力量运动会联合会” 。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尚且如此，在“革命情绪”更为狂热的“文革” 时期就更不用说了。1966年8月14日，新华社报道：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发言人就一些西方通讯社不断散布“中国希望参加一九六八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谣言发表谈话，称这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新阴谋”，并且重申：“中国人民和运动员绝不同充当美帝国主义政治工具的国际奥委会发生任何联系。” 

    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下，在这样的反复宣传灌输下，不要说造反派“战士”了，就是一般的运动员，也不可能想到去“帝国主义垄断和操纵”的奥运会上领奖，因为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那绝不是光荣而只能是耻辱。
   
   “亚新会”风波
   
    在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之后不久，新运会的主要发起国印度尼西亚因发生军事政变而政权更迭，倒向了“帝、修、反”阵营。从此，这个“反映着亚非拉各国人民革命意志的新兴力量运动会”再也没有举行第二届。 

    到“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时，正值1966年12月第五届亚洲运动会将在泰国举行。而在当年，亚运会与奥运会一样是被视为“帝国主义操纵和控制”的，因此，“新兴力量”国家为了与之对抗，决定抢先于11月25日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简称“亚新会”）。中国自然是这一运动会的主要发起国和参加国。 

    然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一切都乱了套。随着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全国开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凡是在前一段时间领导过工作组，在群众中开展过揪“牛鬼蛇神”、抓“反革命”运动的领导干部首当其冲，无一幸免，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新兴力量运动会主席荣高棠，自然也不例外。体育学院的红卫兵和国家体委的一些激进青年，率先以大字报向荣高棠展开了“炮轰”。于是，围绕荣高棠能否带队出国参加亚新会一事，一些运动员与体育学院和国家体委的造反派（当时是少数派）发生了尖锐对立。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决定荣高棠暂不出国。 

    1966年11月2日下午，由国家乒乓球队、游泳队、羽毛球队、体操队等准备参加亚洲新运会的运动员组织了个“出国誓师大会”。当时许多体委干部和运动员并不知道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已经自身难保，还向贺龙施加压力，把贺龙“请”到会场，又到贺龙家中去请愿，使贺龙有苦难言，十分难堪。11月4日，多数派一些出国运动员不按时上车出国，而到国务院请愿，给中央施加压力，要求让荣高棠带队出国，有人甚至提出“荣高棠不出国，我们也不出国”。 

    11月4日当晚，刚在3日主持了毛泽东第六次检阅红卫兵大会的周恩来，不顾疲劳，与陶铸、贺龙、陈毅——“三个副总理，四个政治局委员”一起接见了中国参加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体育代表团的全体成员，用周恩来的话说，是运动员们“逼我来了”，他恼怒地说，我昨天晚上从天安门回来——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一天十二个小时，从天安门回来听到这个情况（指运动员誓师大会），心里非常不愉快。他以运动员们从未看到过的严肃（甚至可以说是疾言厉色）的态度训斥说：“你们立场站错了”，“没想到你们思想这样落后，我大吃一惊。”“开誓师大会弄四、五千人为什么？这就是对付另一部分不赞成荣（高棠）出国的同志，向他们示威。对象搞错了，应向美帝、苏修、东南亚和印尼反动派示威，怎么能向红卫兵、同学示威呢？”“红卫兵对你们有意见，是有道理的，要挖错误根子。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不在这事上就在别的事上表现出来。”他明确宣布：“原来考虑荣出国，现在看来不能出去。政治局常委讨论时，我要提这个问题，我不能答应你们的要求，相反要责备你们。”他还当场点名质问乒乓球运动员、前世界冠军徐寅生，要徐当众承认犯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并要徐写一篇短文章（实为检查），再“活学活用”一次 。周恩来还说，最近有人到贺龙家请愿不走，跟老总磨，这样做不对，我听到这个情况非常不愉快。 

    当时排序于周恩来之下的中央第四号领导人陶铸，在接见时的讲话中也明确说：“出国不出国完全是国家的权利”，“荣高棠不让他出国，因为体委有路线错误不检讨，你们可以提意见，出不出国由中央和毛主席决定。”“你去就胜利，不去就不胜利，那还叫什么体育队？谁领导都可以，只要不是右派，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贯彻毛泽东思想就可以。原来打算叫（荣）去，想开幕式，闭幕式去一下，很快就回来，现在更不能去了。我们和他做工作，他不觉悟，而且搞得这样复杂，一点觉悟也没有，走了怎么行？” 

    贺龙也不得不表态说：“昨天想了一个晚上，你们一个同志拍了桌子，火气不小，把我吓住了，把矛盾上交了。”他要求运动员们对这次“错误”“要从根子上挖。是两条路线的问题，一条是毛主席教导的，听党的话；一条是资产阶级的，不从这个根子上挖不行。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反对谁，是这样一个问题。前天开誓师大会，接了请帖很犹豫，未问清楚，本来出国有几百人，讲讲话，一去看到一礼堂人，知道糟了，要我讲话，我就不讲话了。不该开的会，错误的会。（陶铸插话：放荣高棠同志回去开三级干部会，结果开了誓师会。）我不叫荣高棠讲话，他讲了话，而且慷慨激昂！（陶铸：他不应该去。）……前天这样做对荣高棠没有好处，加重了他的错误，他认为有人拥护他。”贺龙还将保荣高棠的行为上纲为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哪个走？” 

    这场亚新会风波，在体育界是一次大地震。它直接导致了体育界的动乱。许多本来对“文化大革命”抵触不满的运动员，受到周恩来、陶铸等中央领导人如此严厉的斥责之后，被迫“转弯子”，纷纷“幡然悔悟”，决心“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徐寅生后来就在一次大会发言中说，周恩来总理在这次接见中“对我们进行了严厉的但是又是语重心长的批评，作了重要的指示，这是党和中央首长对我们最大的爱护……这是总理在挽救我，希望我能够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迅速的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世界冠军被迫造反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要求“六亿人民都是批判家”，由国家培养的专业体育运动员也被迫投入政治斗争，被迫起来参加“革命大批判”，参加“造反”。这也是另一种“史（国际体育史）无前例”。 

    在亚新会风波中，周恩来点名批评了徐寅生，并责令他写出检查，再“活学活用”一次——徐寅生在“文化大革命”前对中国乒乓球女队作过一次题为《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讲话，通篇按照当年的时尚，以“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中的“辩证法”思想来指导打好乒乓球，讲话经“笔杆子”整理成文后，呈报给了毛泽东，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批示下发，《人民日报》于1965年1月17日加编者按全文发表（在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精神），紧接着，1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更好地运用辩证唯物论》，《体育报》发表社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学习辩证唯物论反对形而上学促进体育工作革命化》，1月19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一篇充满辩证唯物论的好作品》，1月25日新华社报道《关于如何打乒乓球》一书已经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这篇讲话及有关宣传反过来又推动了全国“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而“文化大革命”正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又一场“群众运动”，周恩来要徐寅生再“活学活用”一次，当然就是要他好好领会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跟红卫兵、造反派站到一起，“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周恩来的话一向被体育运动员们奉为圭臬。谁还不赶快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参加“造反”？这在当时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哪个走”的大是大非问题。 

    当问题变成“跟毛主席走还是跟荣高棠走”的时候，运动员们还能有另外的选择吗？ 

    1967年初，前世界冠军庄则栋贴出《我造反了》的大字报，检查了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控制和蒙蔽，“保荣高棠”的错误，决心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并郑重声明退出保字号的“红卫战斗兵团”。 

    庄则栋跟徐寅生一样，当时也是体育界耀眼的明星，他于1961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获男子单打冠军。1963年4月在布拉格举行的第二十七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获男子单打冠军。1964年10月北京举行国际乒乓球邀请赛，徐寅生获男子单打冠军；庄则栋、徐寅生获男子双打冠军。 1965年4月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举行第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庄则栋获男子单打冠军；林慧卿、郑敏之获女子双打冠军；庄则栋、徐寅生获男子双打冠军…… 

    这些前世界冠军，在“文革”风暴突然降临时，都还只是些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他们曾经处于荣誉的巅峰，而且一旦成为世界冠军，就同时会得到一系列的荣誉头衔、社会职务和相应的政治地位。他们从来所受的教育都是“听话要听党的话”，当荣高棠已经不能代表“党”了，只有周恩来、陶铸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能代表“党”说话的时候（陶铸很快也被打倒而不能代表“党”了），当他们突然之间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斥为“立场站错了”、“思想这样落后”，又被自诩为“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红卫兵、造反派骂作“保皇派”、“修正主义苗子”的时候，他们能受得了这样的打击和羞辱吗？他们能不赶快认错以跟上“革命”的潮流、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吗？ 

    1967年6月6日，江苏省体育战线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等群众组织在南京召开了控诉斗争荣高棠大会，前世界冠军林慧卿在大会上作了长篇“控诉”发言。 

    1967年6月10日，江苏省体育战线联合会主办的《体育战线》报第十期发表了前世界冠军徐寅生在批判荣高棠大会上控诉贺龙、荣高棠这个“贺荣修集团”的长篇发言，沉痛检讨“我由于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对党对毛主席对革命人民犯了罪！我要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人民请罪！……” 

    当造反已经成为时代主潮，而造反派内部却又开始打起内战来了之后，1967年9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首都体育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中号召：不同观点的革命组织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刘、邓、陶，以及贺龙、荣高棠。这就是大方向。 

    响应周恩来的号召，体育界造反派迅速行动起来抓“大方向”。9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国家体委系统革命群众向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发起总攻击/狠揭狠批修正主义体育路线》，称“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体育界的代理人，疯狂推行修正主义体育路线，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罪行累累。在当前革命的大批判中，国家体委系统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决心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使革命的大批判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紧密结合起来，把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批判活动和扎扎实实的专题批判紧密结合起来，彻底肃清修正主义体育路线的流毒，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整个体育界，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当初贺龙也没有想到，他向运动员们提出的“跟毛主席走还是跟哪个走？”转眼就会作茧自缚地变成“跟毛主席走还是跟贺龙走？”按照这样的思维逻辑，运动员们不得不纷纷与他划清界限，“彻底决裂”了。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就是这样在毛泽东的号召和部署之下，在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最初还包括贺龙在内）的严词督促、苦心引导之下，在体育界熊熊燃烧起来的。
   
    就这样，按照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中国体育界终于走到了历史性的1968年5月12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命令》（时称“五一二命令”），宣布：“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包括国防体育俱乐部系统），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等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特决定全国体育系统全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接管”。 

    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名义针对一个专业系统发出这样严厉的《命令》，即使是在“文革”中也是少有的。在国际体育史上当然更是史无前例。 

    后来有文章称“五一二命令”的发布使这个月成为“体育系统最黑暗、最恐怖的日子”，这个评价应该是代表了当时广大体育界人士的普遍感受。但该文却称“五一二命令”是林彪、“四人帮”一伙“盗用中央名义”发布的 ，这显然有违史实，谁也不会相信，在当时的体制下，对全国体育系统实行军事管制的《命令》竟会不经毛泽东审定批准。 

    更大的灾难降临到中国体育界…… 

    就在这个《命令》下达四天后的5月16日，中国乒乓球第一个全国冠军、中国乒乓球队教练、北京乒乓球队总教练姜永宁不堪“文革”迫害，上吊自杀。 

    紧接着，6月19日深夜（20日凌晨），中国乒乓球第一个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中国乒乓球队女队教练容国团不堪“文革”迫害，上吊自杀。 

    加上在此前的4月16日不堪“文革”迫害上吊自杀的中国乒乓球队男队教练傅其芳，这三位从香港归来一心为国争光的“乒坛三杰”，相继成为“文革”祭坛上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