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日本当局命令所有1937年后抵沪的犹太难民迁入“无国籍难民隔离区”。隔离区位于虹口，包含有15个街区。虹口隔离区不同于欧洲国家的“隔都”──犹太难民是与中国人混居在一起的，然而6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隔离区早已物是人非，犹太人居住过的建筑依稀还在，而那里的人却走的走、死的死。据说现在仍居住在这里的历史见証者、犹太人的虹口老邻居，大概不超过30位，他们都已年过八旬。记者找到其中的一对夫妇──84岁的全富荣和82岁的张招娣，他们回忆起当年的点点滴滴，让人们对当时的隔离区和犹太人的生活有一份最真实最贴近的感性认识。

84岁的全富荣回忆过去，往事如烟

　　六家犹太房客

　　我们家是1942年搬到这里的(现址霍山路94号)，那个时候这儿犹太人还不多，后来1943年2月日本当局下令1937年后抵沪的犹太难民必须迁入所谓的“隔离区”，搬来的犹太人就多起来了。

　　这个房子是英商造的，我们当时买下了这一幢，还借了隔壁一幢。我们住在隔壁，这里一幢就租给别人住，一共有六家犹太人租借在我们家。隔壁两家住的是两对犹太夫妻，这边住了一个中年妇女，旁边一家是个姑娘和一个老太太……他们似乎都没有小孩，或者有可能孩子没有一起逃到上海。隔壁有个犹太男人长得胖，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fatman”。他们一般一早就出门上班了，早出晚归，平时见了我们也就点点头算打招呼。他们吃得很简单，就是面包、土豆什么，再弄个汤。用的是法兰盘，还有高脚玻璃杯，都是自己带过来的。跟我们中国人起油锅呀炒菜呀不大一样。穿着也很平常，就是他们的西式服装。

　　我记得，1945年，日本人战败，犹太人基本上还留在这里。1949年解放前后，租我们房子的犹太人才陆续搬走，离开上海。走的时候，还送了几样东西给我们，有一只木桶还用到现在。

　　我们现在房间里用的这套家具也是出自犹太人的手艺，用了60多年了。当时我家对面有一家犹太人开的木器店，我父亲花了1000美元定制了这套家具(那时1000美元绝对是大价钱)，包括一个五斗橱、一个大橱、一张床、桌子和四把椅子，还送了两把沙发椅，橱上刻的花到现在看来都非常精致，犹太人特有的风格。木头很坚固，除了床，其他东西都一直用到现在。

　　解放后，隔壁那幢房子，我们交给了政府。现在这一幢，后来也住进了很多人家。大概五六十年代，我们曾接到过犹太人寄来的信，当时因为对海外关系控制得比较严，所以我们很紧张，根本没有拆，就把信扔了。或许就这样错失了与那些犹太邻居重逢的机会，以后再也没有联络了。这两年，确实也有一些犹太人重访虹口旧居，但是从年纪上看，他们那时应该都是十几岁的小孩。原先住着的成年犹太人，现在应该都已八九十岁，甚至更老，活着的也没几个，更不可能来上海了。

　　犹太人最勤劳

　　从我接触到的所有的犹太人(包括邻居和朋友)来看，犹太人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们工作非常勤劳、刻苦。

　　我们家是做服装生意的，当时开了家女子成衣店，有时需要一些小零小碎的东西，就由犹太人提供。比如纽扣，中国人是没有的，传统纽扣都是布制的。犹太人想出了办法，用木头锉成圆形的纽扣，再用油漆一层层漆，看上去非常亮。一粒纽扣看着小，其实要许多工序。我们要什么顏色，他就漆成什么顏色，我们说好什么时候要，他到时一定会交货，非常讲信用。

　　过去，迁到这儿的犹太人，有的没有工作的，就在胸口挂块牌子，背后再挂块牌子，上面写着“木匠”啊、“漆匠”啊、“泥水匠”等等，找工作。我们有一次就找了这么个犹太人来粉刷房间。一个50多岁的男人，真的很勤劳，从早干到晚，基本不休息，只有中午的时候稍微休息一会儿。不像我们中国的装修工人，做一会要抽根烟、聊会天什么的，他没有的，闷着头干活，手脚特别快。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当时犹太区的建筑风韵犹存

　　犹太人的勤俭是我的亲眼所见。那个时候，我有几个犹太朋友，住在舟山路五十几号、六十几号，其中有一个是做珠宝生意的，我常常到他那儿坐坐。他一个人做，就这么小的一个房间，吃饭、休息、工作，都在这个屋子里面。我有时早晨到他那儿，他已经老早就开始干活了。我记得他曾经跟我说：“一个人随便做什么工作，第一就是要勤劳，第二是要信誉好，一定要做出自己的规矩来。”

　　还有个犹太朋友曾对我说：“人，一定要有自己的手艺，那么他到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工作，可以依靠手艺生存下去，才不会吃苦。”我想，那时的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流浪”在全世界，飘到东飘到西，正是靠手艺和勤劳，才能在任何一个地方生活下去，包括上海。

　　做生意很精明

　　我记得舟山路83号二楼，住着一个德籍犹太人，长得高高大大，太太也很漂亮，还带着两个孩子，男孩10岁左右，女孩六七岁的样子。他经常发洩对德国人的不满，说他们野蛮，控诉他们的暴行。

　　犹太人做生意，用上海话说就是“门槛精”。曾经有位犹太人跟我说：“要开店，不管生意大小，一定要开在‘闹勐’的地方，有市面的地方。店面小一点倒没关系。”因为只要市面好的地方，即使店小，赚了钱以后，一样可以再扩张。但是如果是没有市面的地方，店开得再大，也赚不了钱，反而会亏得大。现在我们想想，他说得确实没错。”

　　人们都说犹太人是天生的商人，做生意精明，确实如此。以前上海有句笑话，说一个人“门槛精”，就说这人是“犹太人么”。犹太人做生意有手段、有计划、有经验。

　　我住的霍山路、舟山路一带，也有一些犹太人开的小店，百货店、服装店比较多，还有五金店、咖啡店等等。犹太人开的店即使再小，里面的装修却很干净。他们的营业时间都是统一的，中午一定要休息一个小时，这是他们的规矩。生活条件好的犹太人，家里有电话，有冰箱。更多的犹太人生活困难，摆地摊，帮人做擦鞋、剃头、缝纫等等服务的都有。

　　当年虹口是公共租界，华洋杂居。这一带，除了中国人和犹太人，住着的白俄、日本人，也不少。当时我们家也是开店做生意的，我的感觉是，日本人做生意没犹太人精明，但他们的礼貌，比我们、比犹太人、比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要好。客人进来非常殷勤地迎接，顾客离开也一定要送到门口。日本军国主义当然残酷野蛮，但是从日本普通老百姓来看，确实讲礼貌。

　　犹太生活圈

　　当时犹太人主要集中在提篮桥地区，霍山路、舟山路是中心，朝东到杨浦区的荆州路附近，朝南到杨树浦路，朝北到唐山路附近，朝西到高阳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区域。里面有不少难民所，我记得长阳路300号有一个，东余杭路也有，收留无家可归的犹太人。有一次，国民党军队投炸弹，目标是这里的日本海军司令部，没想到，炸弹发生偏差，附近难民所里的犹太人死伤不少。

当年在上海虹口唐山路上的犹太人生活场景，成为永恆记忆

　　很多犹太人生活困苦，他们有的依靠变卖家里带来的东西以生存，久而久之，还专门形成了一个犹太旧货市场──公平路以东、唐山路以南、长治路以北、海门路以西这么一小块地方，那时都是荒田(原来的房屋“八一三”时被日本人都炸毁了)。犹太人就在那儿摆旧货摊，卖家里的“生材”(日用品)，比如酒杯、盘子、肥皂、装饰品……除了家具都卖。附近长治路961弄住的都是犹太人，所以这里主要是犹太人的买卖，很多中国人去买。

　　以前舟山路，白天有一排中国人开的小店，但是每天晚上7点以后，就是犹太人的“市面”了，这里是他们互相交际的场所，中国人一般不大看见的。晚上舟山路一带很热闹，斜对面霍山路上还有露天的屋顶花园(百老汇戏院楼上)，有音乐演奏，喝喝咖啡，聊聊天。犹太人在这里生活，有他们自己的圈子，主要还是他们自己犹太人之间的交往比较多。他们会说中文的很少，就算说，也是很简单的几个词。我跟他们交谈，主要用的是英语。犹太人在他乡落脚，很团结，也很尊重当地习俗和老百姓，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们与中国人争吵，很文明。

　　我的父亲避难上海

　　Raoul Kneucker博士专访

　　“如果我能颁发一项和平奖，我想我会把这一奖项授予上海。因为很久以来，这座城市就当之无愧。”

　　摩西会堂建于1927年，是当年上海较有名的四所犹太会堂之一。借着摩西会堂举办贝莎莎冯冯苏特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百周年纪念展之际，我们採访了因斯布鲁克大学及维也纳大学的名誉教授RaoulKneucker博士(原奥地利联邦教科文部主管国际事务的司长)，他向我们回顾了他父亲二战时期在上海避难的故事。

　　新民周刊：您父亲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来上海呢？

　　Dr.Kneucker：我的父亲是一位医生，他收到中国的一家医院的邀请准备来中国，到了伦敦之后战争就爆发了。当时他正在船上，并且就在船上被投入了监狱。那个时候唯一可以去的地方就是上海。在那个时候，上海就像一座避风港，即使自己面临着经济的窘困，依然张开双臂，接纳来自欧洲寻求避难的每一个人，让他们在这里生活下去。

　　新民周刊：您父亲在上海待了多长时间呢？

　　Dr. Kneucker：他在1938年底来到上海，后来又在北京待了一年半的时间。在他回去之后，父亲曾跟我讲过很多次，他非常喜欢上海和北京两座城市。

　　新民周刊：您那时没有跟着一起来上海吗？

　　Dr.Kneucker：没有。那个时候我太小了，当我父亲到了上海之后，我们全家都想一起过来，但是你知道，由于种种限制，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后来我去了美国，和我的祖父母住在一起。尽管如此，我还是对上海有很深的感情，因为如果没有上海这座城市，我也许就无法在战后与我劫后余生的父亲重逢。

　　新民周刊：您父亲有没有跟您讲起过那段往事呢？

　　Dr.Kneucker：当然，很多次。我记得他跟我讲了很多有关中国的故事和习俗，并回顾了自己在中国的往事。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整个欧洲对中国都不是很了解，我父亲是第一个跟我说：“一定要记住，早在2000年前中国就已经开始用墨水写字了。”这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而且通过这些语言的描述让我对中国古老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新民周刊：当时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么？

　　Dr.Kneucker：我父亲跟我说，那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上海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千万难民的第二个家园一样，让他们免受战争的灾害。和平的形式多种多样，要创造和平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为了让和平充满世界，我们需要各种不同形式的关于和平的创意和手段，而上海就正是这样一座和平的城市。我父亲将这段经历写过几本书，有900多页，其中最有名的一本书是《The City above theSea》，就是“上海”的直接英译，后来又被改为《Refugees inShanghai》出版。这是本不错的书，不过很遗憾，它还没有被译成中文，也没有在中国出版。如果能有幸被翻译成中文并出版，我将非常地高兴。

　　新民周刊：那您是不是因为父亲的原因，才会投身世界和平和抵抗反犹的运动中来？

　　Dr.Kneucker：当然这是父亲对我的影响，让我产生对中国的向往。不过也是因为我希望能够了解中国的文化和一切。这次通过纪念贝莎莎冯冯苏特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百周年的活动，将我、我的父亲，还有世界和平的主题联系在了一起。这也更印証了我父亲希望告诉我，让我能感受到的当年上海在世界和平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如果我能颁发一项和平奖，我想我会把这一奖项授予上海。因为很久以来，这座城市就当之无愧。

　　新民周刊：您有没有找到当时您父亲住的地方，接触过一些过去的邻居？

　　Dr.Kneucker：我曾经走访了五六十位当时避难在上海虹口区的犹太人，但是他们没有人认识我的父亲。尽管那时有3000到5000多奥地利人在上海停留，但上海实在是太大了，连这个虹口区都太大了。那时我的父亲在邻居们眼里就是一个医生，能看病开药。我知道他一开始住在法租界，后来由于日本人的命令就搬来了虹口区，具体的地方我就找不到了。这么多年的变化太大了。现在MartinWallner(第一位选择到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工作以免兵役的奥地利人)将在这里帮助我完成这个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