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走怕的那条路

　　郭里峁。

　　这是慕生忠在1953年5月的一个晚上听到的地名。他一个晚上都念叨着: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他当时的身份是中共西藏工委组织部部长兼运输总队政治委员。但这个运输总队没有一辆汽车，甚至连一辆马车也没有，只有第一次进藏后留下的不多的骆驼。事实上根本没有一条路能通车，马也没有足够耐力，所以选择的是骆驼。总队的大本营就在现在青海省海西都兰县的香日德。

　　他当时正在为如何进藏头疼。后来担任解放军青海办事处新闻干事的窦孝鹏在格尔木的汽车团工作了很多年，他清晰知道整个事情的原委:“1951年两路进藏部队共约３万多人，每天仅粮食就要消耗四五万公斤。而中央对进藏部队有明确规定: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用牲口驮运的那一点粮食真不够塞牙缝呀！有人算了一下:供一个人一年的吃用，需要３峰骆驼（不能死亡），来回要用多半年时间。为此，吃用都出现了极度紧张，最困难时每人每天4两面都难以保证。再加上当时西藏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一心想赶走汉人，千方百计阻挠藏民向部队出售粮食和物资，致使1个银元只能买作为燃料的8斤牛粪，烧1壶开水就要花4个银元。1斤咸盐要8个银元，而1斤银子只能买到1斤面。”“当时的情况很紧急，不送粮，进藏的那批人就会断粮，当时反动分子就是想饿走解放军，所以指示慕生忠要紧急组织队伍运物资到西藏。”

　　他还在犹豫应该怎么走，就听运粮队员说，从香日德向西约600多里，有个名叫“郭里峁”或“格里峁”的平川，旁边还有一条南北向小河。沿那河往南，就能沿雪山边缘，越过昆仑山和唐古拉山，经那曲去拉萨，极少沼泽，河床平浅。这条被岁月尘封的古道，曾是七世吐蕃王北上安西的和亲之路，从那里向南进藏应该好走。

　　按照最初部署，运粮队准备采用1951年解放军进藏时的路线。这是一条传统路线，它从青海香日德向南翻过昆仑支脉巴隆达坂，进入黄河源头曲麻莱地区，渡过通天河，翻越唐古拉山，穿过玉树、丁青，然后到达藏北重镇那曲。这条路的走向和1300年前唐蕃古道大致相同，并且新中国成立以后已有两支队伍由此进藏。“但是，这条路上必经的黄河源头地区有大量的泥沼地，特别是通天河浪急水大，极不适宜大部队行进。”

　　这条路慕生忠显然“走怕了”。1951年8月。当西南军区以张国华、谭冠三领导的18军从西南方向一面修路一面向西藏进军时，西北军区也组成了以范明为司令员，以慕生忠为政治委员的西北进藏部队，就沿着这条路线向拉萨进军。“以前的主要运输工具是马，所以路线必须沿着有水的道路，大部分会选择从西南方向，也就是从香日德向南走到巴颜喀拉山下的黄河源。这条道路有丰富的水系，但也因此到处都是烂泥滩，一望无边的沼泽地一脚下去就拔不出来。”窦孝鹏说。

　　根据慕生忠的回忆，那一次进藏他们第一天就损失了20多人，骡马损失了几百匹，加上有些骡马啃吃了有毒的草，中毒死亡近千匹。而且足足花了半个多月，才走出了那小段路。紧接着，他们到通天河又遇到困难，时任18军独立支队司令员范明曾回忆说:“在过这个通天河的时候，是用皮筏子，骆驼带着皮筏子，人坐到那上边，一部分一部分过去。通天河要是没有涨水时候，坐着船就可以过去。恰恰那时候通天河涨水，牛皮筏子结果就翻了……把那么一批人给翻下去了，光骆驼就1000多峰呀！”走上白雪皑皑的唐古拉山，海拔5000多米的高山由于缺氧，又夺去了一批人员和牲口的生命。

　　慕生忠在后来的口述材料里细致算过:“路上整整跋涉了113天，虽然到了拉萨，损失的不光是近4个月时间，还有许多人员和2/3的牲口。”这让慕生忠不得不考虑是否能走另外的路。

　　根据慕生忠当年的回忆，那天晚上他下定决定，第二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吩咐部下找来一张马步芳时期留下的地图，终于找出了“噶尔穆”三个字和一个小黑点。他心里想“噶尔穆”会不会就是“郭里峁”？他叫人去问周围的牧民，回来的人兴奋地冲着他喊，“噶尔穆”是蒙古语名字，意思为:河流密集的地方。而且，马步芳时期的地图上还标示出从香日德通往格尔木的一条公路，也就是说，他们以前在这里修过公路。这个发现使慕生忠极为兴奋:从现在的香日德到噶尔穆可能有一条现成好走的路，而且噶尔穆不仅是个平川，还一路有河有水，如果沿着这条往南的河走，不就能很顺利地到达西藏了？

　　帐篷驻在哪儿，哪儿就是“噶尔穆”

　　1953年６月，时任慕生忠助手的张震寰和赵建忠带了一个小分队，拉着几峰骆驼动身了。他们的任务就是找“噶尔穆”。他们一路走走停停，看到有水的地方就在荒漠中等着或者去四处看看周围有没有牧民，他们见人就问:这是不是噶尔穆。一路上的少数民族牧民都不大懂普通话，就比划着“大水，大水的地方就是”。

　　他们就这么糊里糊涂地往西走，傍晚走到一个地方，突然看到一片“无边的芦苇”“许多黄羊和野马在追逐着”。他们还看到水边有一户哈萨克族人家，就上去问噶尔穆在哪儿？牧民指指那水，但是他们沿着水的流向往南看，是一片望不尽的干涸而苍茫的荒漠。

　　张震寰派人回去告诉了慕生忠，他强调，他一点都不能肯定这就是“噶尔穆”，而且“似乎看不到路啊！”但慕生忠还是领着大队随后来了。从香日德出发沿着骆驼的蹄印，边修路边行进，走走停停，经过4个昼夜把汽车开到了那个据称是噶尔穆的地方。

　　“当时很多人在争论这里到底是不是那个噶尔穆，以及那条路到底存不存在，慕生忠本来一语不发，后来就说了一句，帐篷驻在哪儿，哪儿就是‘噶尔穆’，然后转身走了。”窦孝鹏说，第二天，队员们醒来时候看到一个牌子插在帐篷旁边，上面写着大大三个字——“噶尔穆”。大家也知道那个意思了，不再争执了。因为时间确实来不及了。“当时西藏的工作人员已经面临断粮。”

　　就这样，2.8万峰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骆驼，带着鲜为人知的使命，浩浩荡荡地向着冰川、向着戈壁、向着荒漠和未知的前方前进了。“那次行程注定是悲壮的，面对这么多未知，靠的就是一个无法确定的名字和它的传说。他们总共要把400万斤粮食运到拉萨，沿途每500米就倒下一头牲畜。1年零3个月下来，2.8万峰骆驼死亡十之八九，死了好几个骆驼工。”窦孝鹏说

　　参与这次庄严进军的马作良无法记清确切的数字，却清楚记得，1954年年初的那个傍晚，他随着骆驼大队一起返回格尔木的时候，原本被他们认定为“狠角色”的西藏运输总队的政委慕生忠，站在路口——也就是现在望柳庄的路口——迎接队伍，那神情憔悴得让他不敢直视。

　　“当时没预料到的是，这条道路确实因为更往西而平坦了，但也因为越往西，海拔越高，水都冻住了，而且水系比西南那条线少了实在太多，这让更多人受冻受渴更严重了。”窦孝鹏说。

　　“因为是高原，温差实在太大，中午热到汗流浃背，到晚上呼出的气还会结小冰碴子，因为天气冷，很多人都蒙着头睡觉，早上起来呼出的气附在被头上都结成冰碴子，一床被子有十七八斤重。当时所谓帐篷，也就是用几根木棍捆扎成人字架立起来，上面架上一根长木再盖上白布。到了晚上风很大，那布四面透风，根本就是个摆设。扎好帐篷，就把路上拣的那些牛马粪堆起来，然后用羊皮口袋做鼓风机吹风帮助点燃，上面架着一个十几个人吃的那种大铁锅，从周围的阴洼地带挖来冰雪丢进锅里，等冰雪化成水，除去上面的草渣儿，就可以放炒面了。当时的伙食主要就是炒面。”马作良说，“不过在这样的荒漠上，粪便也是稀罕物，要是拣不到粪便，大家就用雪水拌着炒面吃。”

　　给吃高草的骆驼带来的灾难更大，因为高海拔，许多地方都是雪地，根本没有草，自带的草料不几天就吃完了，身躯高大的骆驼不得不弯下脖子去啃地皮上的草根，很快，一个个瘦成了骨头架子，随即淌着伤心的泪滴，倒在了路旁。它们驮运的粮食开始是加在其它骆驼身上，最后，骆驼越倒越多，宝贵的粮食只好被抛弃在路边。当时的筑路测量队员杨景震回忆说:“沿途有的骆驼躺在路边，还没有死，就是没有能力爬起来。”

　　根据慕生忠的回忆，那次最终运送的物资只到达了不到一半，而且“大半人员伤亡”。慕生忠在后来的口述中语气难受:“1953年底和1954年初这批侥幸活下来的队员陆续返回大本营，一个个瘦得脱了人形。”

　　走骆驼的路变成汽车路

　　慕生忠算了一笔账，这次运输动用了2.8万峰骆驼，死去大部分。“据说当时全国就20万峰骆驼，能经受得住几次折腾？”

　　1954年2月慕生忠去了趟北京，4月，他带回来10辆大卡车。“车上装的是一些物资，铁锹、畚箕、榔头这样的工具，最让我们觉得莫名其妙的是，还有满满的杨柳苗。”马作良说。后来他们才知道慕生忠当时想到的是，“汽车就不用一路喝水”，只要路平就可以通过。

　　慕生忠一下车，就开始招呼着大家要在这里植树。“看大家没反应，他一下子跳上车，并大声喊着，你们看，这是彭老总给我们的车。”然后激动地说，“你们知道吗，周总理和彭老总亲自批准我们修从这里到西藏的路。汽车就不用喝水不用吃草，这条路平坦，车肯定可以走，修好路以后就不用再折腾骆驼，这里就当作总站，会成为一个城市的。”“你们想象一下那个样子，想象一下！当时慕将军甚至认真眯上眼，沿着这条河会种上一排江南的杨柳，我们甚至还可以尝试种很多种花，会比其他地方漂亮上十倍。”

　　“真是吹牛不打草稿。”马作良50多年后坐在他自家屋外的门口对记者笑着说，他现在住在格尔木河西清真寺旁边的“河坝”，离慕将军强迫大家集体冥想的地方不远。他记得1953年他第一次到这里时候，卸下行装的地方恰恰是他现在住着的地方。老人指着四周对记者说，东边过去是格尔木河的支流鱼水河，我们现在站的地方是沙滩，我刚来时候，这沙滩上长满半人高的水草，有野马藏在草里。再往西走，则是大片大片的戈壁，沙化的地皮上零星长着一些红柳，还可以看到天上盘旋着鹰和秃鹫，“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干净到让人绝望，看那土地根本长不出好东西你说能怎么想象，我们当时就想逃离这里”。

　　“慕生忠之所以这么有信心是因为他已经叫人探过路了，1953年11月15日总队副政委任启明率领一批人用汽车沿着那条牺牲众多人和骆驼的路重新探一遍，看能否走车。”窦孝鹏说。

　　李德寿就是当年探路队的一员，根据他的描述，他们总共是50峰骆驼、3匹马、2辆木轮大车及20名警卫、驼工和两名地图绘制员，边走边绘制地图，历时64天，1954年1月24日到达藏北重镇那曲。当时探路队发回了这样的电文:青藏高原远看是山，近看是川，山多坡度平，河多水不深，一般不用架桥。1000多人，用半年左右时间，修一条简易公路是可能的！——这是修筑青藏公路的第一份电报，随后它变成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至今还保留在青海省档案馆里，报告人是西藏工委书记张国华和副书记范明。报告中写道:根据慕生忠同志报告，发现由青海香日德经噶尔穆、霍霍西里、三道梁子、聂荣宗到黑河，道路平坦，大车已顺利到达聂荣宗。经报告军委，原则上准予同意修筑此公路。报告日期是1954年2月27日。

　　不过还有个障碍，当时“抗美援朝打了3年”“康藏铁路修了几年，钱投了多少亿还没见名堂”，因为同样是为了进藏，康藏线正在进行，青藏线显然是得不到很大的支持。要修建这条路还是找到彭德怀强烈要求，“彭老总亲自找周总理批的”。最终是用西北军区的钱拨了30万元，所以慕生忠也不敢多要人，就要了10个工兵和10辆卡车，他当时盘算的是“可以留下骆驼工一起修公路”，这也是他为什么必须留下骆驼工的原因。

　　慕生忠当时耍了一个诈——“第二天一早他就告诉我们你们可以回去，不过要帮我开垦9亩菜地，什么时候开垦完什么时候就能走。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开心坏了，拿起锄头就干，才一天全都开垦好了。再过一天，大家在等着可以回家的命令，结果慕老头一脸鬼笑说，你们说在高原劳动会死人，谁病了？谁死了？你们一个也不许走，留下来拓一条道路建一座城市，子孙后代会感谢你们的。如果你们真想走，那等路修好了城建好了再走，我敲锣打鼓送你们走，怕到时候生活太好舍不得回去了。”马作良说。“总之”，按照马作良的形容“就这么半哄半‘威胁’地留下了”。1954年5月11日，慕生忠特意留下几个人植树“建花园”，种菜地，其他的就这么全部被带上了路——1954年11月25日，一条简易的道路修通，这就是后来被正式定名的青藏公路，事实上这条路甚至比早开工4年多的另一条入藏的康藏公路提前10天竣工。

　　“康藏公路原本是国家计划的进入西藏的主干道，由11万筑路官兵民工苦战5年，比青藏公路竣工晚，而且费用惊人。后来道路虽然修成了，却常常因为泥石流塌方而不时中断交通。相比之下，青藏公路一直很稳定，所以后来运输物资的中心就慢慢偏向青藏公路。而且这条路因为平坦，也适合修铁路等其他线路，从内地通往西藏的各种线路几乎都选择从这条路过，比如60年代的通信线路，70年代格尔木到拉萨的地下输油管线，还有20世纪末，兰州到西宁再到拉萨2754公里的通信光缆。从那时候起，青藏路成为通往西藏的主干道，而格尔木也成了西藏的门户。”窦孝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