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大军入藏亲历记

　　1950年到1951年，一支近万人的部队用了一年半时间，完成了从四川到西藏前所未有的进军。19岁的湖南长沙人王贵当时就在这支大军的先头部队。1949年元月，王贵刚刚从南京前往苏北解放区参加革命，3月调入正准备渡江作战的解放军第二野战军。

　　在王贵卧室的床头挂着一幅他年轻时身着土布军服的照片，照片下方是一个木框，小心陈列着参加解放战争的近10枚各种纪念章和荣誉奖章:从渡江、进入南京、进军西南到进军拉萨……1950年3月到1951年10月，王贵随18军先遣部队和军侦察科，穿越3000多公里的康藏路。1981年他离开西藏，当年进藏的19岁青年已经50岁。在走遍了西藏几乎每个角落后，他从18军司令部侦察科的参谋成为解放军的西藏问题专家。

　　在入藏二野18军司令部所属最重要部门之一的侦察科，王贵和他的战友一直跟随先遣部队，走在进藏大军最前面。当年直接指挥18军情报工作的军第二参谋长李觉将军曾专门撰文肯定他们工作的重要性。从拉萨到亚东，从波密到扎东，王贵先后在部队和地方多个岗位工作过。

　　在数次各长达4小时的采访中，老人从头到尾没有丝毫倦意。56年前进藏的每一个时间、接触过的每一个人物、行军走过的每一个地点，似乎早已刻在记忆里。王贵拿出一本有些泛黄的老地图册，用手指着地图上的那些点和线。上面的每一厘米都是当年和战友用脚一步步量完，对他而言，每个点和线都是活生生无法忘却的镜头。

　　主笔◎蔡伟

　　从东南到西南的大进军:入藏为什么选择了18军

　　1949年1月，南京地下党把王贵等一批青年学生介绍到苏北解放区，那里还是三野的部队。渡江前调往二野的新参军不久的知识青年王贵随二野大军打过长江，攻入了国民党首都南京城，在二野南京市军管会工作。

　　“我在南京军管委员会工作时，军管会主任是刘伯承。等我军在宁沪杭地区稳住脚跟后，三野开始南进江浙福建，我们二野则开始解放云南、贵州、四川，西康和西藏。”王贵对当年部队结构组成的记忆就像对家庭结构一样清晰。当时二野一共九个军，番号从第10到第18军。第10、11、12军隶属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13、14、15军隶属陈赓的四兵团;16、17、18三个军隶属杨勇的五兵团。1949年冬18军从贵州川南参加了解放成都的战役，之后就被西南局首长刘伯承、邓小平选中，开始进军西藏。

　　“其实在1950年，解放西南的还有从西北南下的一野（司令员彭德怀）十八兵团共三个军（由贺龙率领），所以当时的大西南，解放军一共有四个兵团共十二个军的兵力。”在谈到为什么西南局刘、邓首长单在十二个军中选中了18军入藏，王贵说，主要因为看重18军的作战历史，不但有一批老红军和八路军骨干，特别是军长张国华的年轻有为。“当时张国华据说是全军最年轻的军长，当军长时只有35岁。他32岁就已经是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实际上就是军长了。解放战争初期，刘伯承、邓小平在黄河以南的豫、皖、苏地区特别组建了一个军区，意图是用张国华的1万多人牵制国民党的近10万大军，同时也为将来大反攻－挺进中原预留一个跳板。到1948年淮海战役前，张国华的部队已经发展成为8万多人，从三个军分区扩大到八个军分区。”王贵说，正是因为张国华有远离主力部队，单独开辟和坚持一块新根据地的经验，所以进军西藏的任务就交给了18军。

　　告别川西平原，再夺泸定桥

　　1950年2月底，王贵所在的二野司令部情报处康藏情报站（不久编为18军侦察科）从成都出发，沿国民党时代修的破烂公路前往距成都西南不远的新津。王贵说，情报站运送物资、电台和人员的大卡车用了13个小时才走完只有40公里的路程。“我们前面的部队到达雅安还是坐车。当时康藏公路就通到雅安，再往西就没有公路了。”当时川西和西康地区土匪十分猖獗，部队出发时，在邛崃剿匪的54师师部突然被土匪围困。王贵记得，18军参谋长陈明义亲自指挥王贵所在的18军侦察科张恒心参谋率侦察营一个排前往邛崃54师师部送电台。张恒心部从新津出发，急行军90里赶到邛崃时天正好亮，正遇到土匪2000多人攻城。而就在当天傍晚，从新津太平场出发的侦察科随着18军先遣支队的侦察营和其他部队开始了徒步夜行军，目标西康首府雅安。

　　王贵说，那天晚上90里路的行军，大部队打了一晚上的仗，侦察科是在军侦察营掩护下才得以通过。“我看到有一些被打死的土匪倒在水稻田里，我还从一个伤匪身上摘缴了一支步枪。”在通过邛崃、黑竹关、百丈，第3天到达名山县时，王贵说，城里的半条街刚刚被土匪烧掉，有些房子还冒着黑烟。

　　“我们在1950年3月15日到达雅安。”王贵记得快到雅安的时候，远远在雅安河上就看到一座长约200米，宽约2米的大型铁索桥，桥头有“文辉桥”三个字。那是原四川军阀、国民党24军军长刘文辉的名字。当时刘文辉已经在雅安通电起义，位于雅安以西康定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们也随之起义，但起义部队中的一个团在雅安附近叛变，包围了雅安城。“我们先遣支队兵力太小，无法西进，于是18军党委决定派遣两个团的兵力作为先遣部队，从南北两路在前面开路。由52师师长吴忠（1955年为中将）率领154团沿甘孜一线（北线）进军;53师副政委率领157团沿巴塘（南线）进军。”王贵所在的18军侦察科跟随154团奔向泸定、康定、甘孜、德格方向。

　　西康匪患严重的原因之一，是1950年2月有一支国民党漏网部队303师从川东北地区的达州、宣汉一带逃窜到阿坝、丹巴、小金川一带，最后来到康定地区。王贵说，303师师长田中田正是18军当年在豫皖苏地区的老对手，当时残存有2000多人。“当时胡宗南在西南的最后一块地区在西昌一带，他在西昌指示田中田要严惩起义者。田中田当时就在康定枪毙了好几个起义的县长，还有人被活埋。胡宗南还要田中田控制康定东面的泸定桥，并在康定附近做好标记等待空投补给。”由于在逃亡过程中丢了密码本，田中田向胡宗南的求援电报全都用明码，所有这些电报都被18军侦察科电台所截获，所以对行动了如指掌。“当时台湾国民党吹嘘‘国军光复康定’，是‘反攻大陆的开始’。刘文辉有些害怕，要求我们部队赶快解放康定，于是刘、邓首长决定立即攻打康定。”而泸定桥便是到康定的必经之路。

　　泸定桥在汉藏两族人中都享有盛名，藏族老百姓称泸定桥为“嘉玉甲桑”，意为“通往汉地的铁桥”。1935年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后，时隔14年后解放军进藏再次从东向西渡过泸定桥。当时解放西康的任务交给从西北进入大西南的第一野战军18兵团62军（18兵团共有60、61、62三个军），该军后来成为西康省军区的主体。在前往西康的路途中，侦察科从川西、雅安开始都和62军同路。“我们一起行军，但是穿的衣服不一样。我们（二野的部队）穿的是土布，他们（一野部队62军）是洋布。应刘文辉的请求，我们副科长高启祥先到了泸定。当时303师刚刚枪毙了泸定起义的县长，正要破坏泸定桥。”

　　“我们部队刚到达泸定桥的时候，田中田的部队正准备破坏桥面。”王贵说，那时泸定桥完好无损，桥面上还铺有木板，“那些散兵游勇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完全是一触即溃，我们完好无损地抢到了泸定桥，后来303师逃出康定时只剩下800多人，逃到巴塘只剩下400多人。”解放前，藏族地区唯一的地下党组织就在巴塘。平措旺阶领导的地下党组织又和田中田的残部打了一仗，结果他们逃到芒康、盐井，只剩下100多人了。在经过云南的时候，又碰到二野4兵团在云南的部队，最后田中田只带了二三十人经缅甸逃到台湾，被蒋介石提升为中将。

　　在西藏31年，王贵曾多次经过川藏路。但1950年第一次进军西藏走的康藏路，就是只能走骡马的茶马古道。即便如此，这条从雅安到泸定、康定的所谓官道已经是当时进藏最好的道路了，当时这是内地去西藏的主要通道之一。这条当时的康藏路，从康定开始分为南北两路，当时南路先遣队是53师157团，北路先遣部队是52师154团是主要方向。王贵说，两条路的道路条件差不多，但因为藏军主力部署在北线，所以北路的重要性大于南路。1950年进藏前，从雅安到甘孜曾经有一条抗战时期国民党修筑的公路，但是在1943年左右举行过一次通车仪式后，就再也没有汽车通行过了。王贵说，他们通过时，那条路只能看到一段段残存的路基。

　　二郎山和折多山

　　18军侦察科是个团级单位，编制是五六十个人，有20多个骑兵交通员，武器装备很好，专门负责前后方联络。侦察科分成一些小组，到各地了解情况，整理成材料，由骑兵交通员送到科里，由科里的电台发回军部，“看地图也知道，西藏山高路远，到了西康地区，山是一个接一个。第一个爬的就是二郎山，过去到了康定就开始进入藏区”。

　　“爬山是个最费力的事儿。横断山脉，山多极了，每天是不断地爬。有的地方直线距离只有五六里路，却要从头天走到第二天。先是下山，然后上山，一天过四季。在最低海拔两三千米的地方，气候还比较热，好像春末夏初的样子，爬到半山腰灌木丛的地方气候变成了秋天的气候。”“首先是高山缺氧，空气稀薄。水的沸点也就86摄氏度，藏北草原有的地方海拔超过5000米，水烧到60多摄氏度就开了。好在我们是走进去的，所以有个慢慢适应的过程。最初过二郎山的时候反应还不大，到了折多山，很多人开始掉队。”

　　过了泸定和康定，侦察科开始攀登进入藏区后的第一座高山折多山。“‘折多山’在藏语叫‘居拉’，意思是‘肠子山’，山上的小路弯弯曲曲的，像肠子一样。原来觉得二郎山高，和折多山一比就不行了。折多山海拔4300多米，比二郎山高了1000多米。山上空气稀薄，寸草不生。大家背着几十斤的负重，头疼、胸闷、喘不过气来，呼吸明显困难。”

　　王贵说他在进军西藏途中走过的最高的山还是嘉黎南边海拔5900多米的门达拉山和5800米的楚拉山。“这两个山当时一个叫死人山，一个叫死马山。当时我们科那些女同志都是我们把他们拉上去的。在那山上，每走十几步都要喘一喘气，有的人几乎是爬过去的。山上严重缺氧，雪山上的雪有时候有两三米厚，人马踏过的地方硬了以后低陷下去，两边形成陡立的雪墙，人和马就像从雪做的城门洞里通过。这种情况很多。”

　　冰河和栈道

　　经过首次在高原20多天的长途负重行军，部队逐渐适应了高山反应。但另一个磨难来自于淌水。王贵说，西藏的河流众多，雪山上融化的雪水，使河流的水温经常在二三摄氏度。由于河流湍急，这里零下2摄氏度的河水也不结冰。“这些河流很多也不深，藏族人也不修桥，他们骑马就可以过去。可是有些河流宽达七八十米，我们走到河中间，腿都已经失去了知觉，上岸的时候已经麻木了，经常把河岸的小石子都粘在脚掌上。”“西藏的河流曲曲弯弯，绕来绕去，经常是走不了多远，刚过去又要回来，最后大家都懒得放下裤脚，干脆挽着裤脚行军。风一吹，几乎所有人的腿脚上都裂着大口子。”

　　第三个危险则是峡谷栈道。险要的道路两边是悬崖绝壁，一不小心下去就是万丈深渊。最险的地方只能走人，骡马都不能走。王贵说，他曾经带一个侦察组到波密地区侦察，当时那里刚刚经历地震，塌方的地段很多，根本走不了骡马，全靠人背。有的地方甚至连路都没有，人只能顺着石头拽着树爬上去。“有些栈道，下边悬崖峭壁，在两块岩石之间搭个木板，手扶着石壁从木板上慢慢走过去。”王贵站起身模拟着当年过栈道的样子:“有些胆小的战士不敢走，只能由别人帮着拿背包，空着手，由大家拉着走过去。那下边的万丈深渊，实在让人心惊胆战。我们说行路难，难于上青天。藏族人形容路难行则说:‘拉昌秋松’。松就是三，拉就是山口，昌就是栈道，秋是水。那意思就是说，没有什么比山、栈道和水这三者更难走的。”

　　和康藏贵族打交道

　　1950年4月28日，18军北路先遣部队3000多人进入康北重镇甘孜，侦察科住在甘孜孔撒土司的官寨。从雅安到昌都的路如此难行，王贵说，没想到从昌都到拉萨的路比从雅安到昌都更加困难。交通的困难，造成部队后勤供应的极度困难。就在王贵所在的侦察科随18军先遣部队前期进藏时，18军后方大军的修路工作也在同时进行。“川藏公路的修建和18军军长张国华的领导有直接关系。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18军后方部队和西南军区成立的支援司令部一道，专门支援进军西藏。指挥修路部队、工兵团、运输团，包括18军在后面的两个师七个团。四川的民工和技工来了不少。我们的副军长昌炳桂是支援司令部的司令员，从三兵团来的后勤部部长胥光义当支援司令部的副政委，支援、运输、修路的事情基本由他负责。昌炳桂后来调走，张国华兼任了一段支援司令部的司令，但是修路架桥的事情主要由18军参谋长陈明义和胥光义负责。”

　　胥光义是一位老红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今年年近90。他在当年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在后方组织汽车、骡马驮队运输。修通公路的地方用汽车，没修通的就用骡马牦牛。王贵说，牦牛在进藏的运输中非常重要。“从甘孜到昌都都是用牦牛，当时藏区人民出动了好几万头牦牛进行运输。而征集牦牛，则主要依靠土司头人这样的西康地区藏族上层人士，因为牲畜基本上都在他们手上，农奴也归他们调遣。”当时上层的统战工作是18军先遣部队的中心工作之一。历史上清朝政府和国民党对藏人的压迫，形成了汉藏之间的民族隔阂，“所以邓小平明确指出，开始进藏的时候不能马上像内地解放区一样搞土地改革，不能发动群众，为的是激起民族矛盾”。

　　王贵说，西康地区虽然过去名义上属于国民政府管辖，但国民党在甘孜设立的专员公署并没有多少实际权力，实权基本上都掌握在土司手里。“过去最大一级的土司有五家，俗称‘关外五王’。分别是康定的明政土司，康南的木理土司，邓柯的林葱土司，德格土司和囊谦土司。”王贵说，解放前，，明政、木理和林葱三家土司已经没落了，只有德格女土司降央帕姆一家还有很大的实力，拥有很多土地和牛羊。

　　王贵说，这些提到的土司都属于第一级土司，还有二级和三级土司。土司下面还有辖有头人。但是有的头人后来在政治经济实力上高过土司的。“夏格刀登本来是德格女土司的管家，后来成为大头人，虽然地位本来应该低于土司，但是当时他的势力在解放前就已经超过了德格女土司。”王贵说，“夏格刀登和德格土司还打冤家，我们到了他们那里还给他们做团结工作。”夏格刀登等人当年在红军经过甘孜北上时，都曾经是波巴苏维埃政府的成员，1949年12月24日都已经通电毛泽东、朱德，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许多活佛也是爱国的，“当时康西的各大活佛、土司和头人，很多都支持解放军。其中康西有三个实力派人物，一个是甘孜和德格之间玉隆的夏格刀登头人，另一个是巴塘的大商人邦达多吉，还有一个是格达活佛”。王贵说，解放军一到达康定，就任命夏格刀登、邦达多吉为康定军管会的副主任。对于这些被任命的藏族上层人士的态度，王贵谈到了许多细节。

　　“（夏格刀登、邦达多吉）他们算是跟刘文辉一起起义的，夏格刀登、邦达多吉这些人过去到西康省政府见刘文辉的时候都不能走正门，要从旁门进，现在他们到了康定军管会，我们站岗的战士还给他们敬礼，因为他们是军管会副主任啊。就凭这一点，他们就非常感动！”夏格刀登出动了1万多头牦牛，德格女土司也出动了两三千头牦牛。解放军并没有无偿使用，当时一头牦牛驮运一天物资的运费是一块多大洋。

　　为了团结藏民，让藏民对汉人产生信任，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并没有在西藏推行人民币，而决定使用大洋，这是当时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定的。王贵说，从1950年到1959年，他们在西藏一直用现大洋，这样一直持续到1959年平息西藏叛乱、进行民主改革后。“当时部队带的大洋是中央专门为进军西藏的军队特意从各个省市搜集，或者建立铸造银元的工厂铸造的。当时进藏部队除了要带粮食，还要带现大洋和黄金。一匹骡子最多驮两千块大洋，另外有马队专门运金子，有专门的公安人员押送。大洋我们用得多了！这是藏族群众很快就拥护我们的一个重要原因。甘孜有位老大爷说:我都50多岁了，我见过藏军也见过国民党的军队，从来都是吃我们的、拿我们的、欺负藏人的，只有解放军是给藏人的，帮藏人干活的。”

　　入藏路上的饥饿

　　虽然在运输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由于交通困难，以及在当地筹集粮食的种种限制，补给问题还是日益严重。当时牦牛五六十块大洋一头，羊几块大洋一只。但为了避免在物产并不丰富的藏地采购粮食引发粮价上涨，部队规定个人绝对不能自己上街买东西，由军队实行统一采购。即便如此，王贵和18军先遣部队还是在甘孜经历了入藏区后的第一次粮荒。

　　“当时我们自己背粮食，干粮没有了就吃当地的粮食。青稞、糌粑。但这些东西不能够大量吃，因为藏区人烟稀少，当时全西藏总共才100万人，平均1平方公里一个人都不到，本地的物资就已经极其困难。大军进驻如果大量在当地买粮食，会引起当地粮食紧张。所以吃老百姓的粮食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藏民对我们不了解，西藏上层和西方就造谣，说共产党来了，粮价上涨，藏民生活会受影响。这样一来，我们连牛羊都不能大量购买宰杀，怕影响当地畜牧业的生产。大家一说西藏，就想到牛羊成群，水草丰满，那都是文学语言，事实上，那里的牛羊和粮食同样不多。”

　　1950年4月28日到达甘孜后没多久，先遣部队背的粮食就吃完了，虽然动用了各方面力量，3000多人的部队还是近于断粮。“藏人还担心我们会抢粮食。我们没有饭吃，就开始挖野菜，开始是藿麻，茴茴菜，野菜挖得差不多了，发展到吃地老鼠。藏区草场上地老鼠很多，有人开始用水灌老鼠洞。最后粮食开始减少定量，从开始每天1斤，然后到6两，甚至每天不到4两。”王贵说，在这种情况下，还要饿着肚子建造甘孜机场。当时修建甘孜机场全部都是部队，没有征用藏民。

　　王贵说，到1951年，甘孜机场还动用了两个师大规模进行修建，但由于测量问题，飞机回旋的余地不够，仅仅降落了一次飞机，最后只能当作迫降场。1950年5月7日，空军开始用运输机飞越青藏高原的空中禁区，飞到甘孜实施空投补给。王贵说他亲眼目睹了空军首次在青藏高原空投的情景，空投的都是粮食和银元。从此开始的一系列空投空运行动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电影《飞跃天险》。

　　1950年6月，王贵随先遣部队到达德格，到10月份昌都战役结束后，先遣部队在昌都再次经历了长达两星期的粮荒。“当时大部分时间都是急行军，一天走七八十、八九十里，最多时甚至140里。后面的骡马队跟不上，吃的粮食很快就没了。”

　　“当时内地和西藏之间交通运输非常困难，加上气候恶劣，补给困难，部队没有饭吃，所以先头部队人数少。”王贵说，“邓小平早就提出，补给重于战斗。西藏的藏军战斗力不强，打仗不是我们的对手，主要问题是没有饭吃。”1950年10月的昌都战役是18军入藏后进行的第一个、也是整个入藏期间唯一一次大的战役。解放军几乎没打多少硬仗，全歼了藏军主力近8个代本（团）（其中一个团起义）。但是正如王贵说的，军事并不是进军的困难所在，最主要的还是吃饭和走路的问题。“我们到昌都的时候，平均一个人进军后面就要有五六个人支援。18000多人打昌都，有六七万人在后面支援。所以18军只有1个多师在前面开路，近两个师的部队都在后面修路运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