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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警察”邓九州（左）问老乡李清林：上班按时吗？
本报记者 顾 春摄
2005年7月22日，本报曾以《请“娘家人”管“婆家事”》为题，对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的“老乡管老乡”模式作了特别报道。上月，一篇广东东莞欲向店口取经的报道，引起网上热议，有褒有贬。带着网民的这些疑问，记者再次来到店口镇，试图通过实地采访寻找答案，破解疑问。
疑问一：
是管理还是服务
网民：这种形式，意味着农民工又成了“被管”的对象。
4月5日，记者来到店口镇“外来建设者服务管理中心”。而去年7月，门口挂的牌子是“流动人口综合管理办公室”。在管理中心上班的“老乡警察”说，牌子名称变了，更重要的是管理中心人员的工作职能变了，强调“服务在前，服务为主”。
去年见到的“贵州警察”，如今换了面孔，现在是朱国军和欧阳昌兴；江西永丰来的警察邓九州还是“熟人”。从2004年10月至今，邓九州一直在店口工作，工作内容在这期间有所调整，原先是专门联系永丰老乡，现在是为所有的江西老乡服务。
下午，记者随邓九州穿过店口老街，走访几个江西老乡集聚的地方。永丰老乡李清林正在打麻将，邓九州问他为何没上班，李清林说“今天清明，厂里放了一天假”。过了一会儿又补上一句：“你放心喽，现在我是车工，一个月有4000多元哩，哪会不上班！”
邓九州笑了。他现在经常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果老乡老不上班，他总要多问几句。出外打工，闲着容易出问题。
现在，邓九州开始尝试工作前移：新农民工来，为他们介绍企业，向企业介绍农民工；经常走访，不让农民工闲着时间太长；为农民工讲课，提高他们的素质。他认为，现在自己更多在服务，而不是外面说的管理。
正同邓九州说话，有电话找他，是永丰的记者采访他的近况，他们聊了20多分钟。“现在，我们这样的外地警察很受关注，知道的人越来越多”。邓九州觉得，这是件好事。
今年以来，不但在店口以及邻镇务工的老乡经常来找“老乡警察”，一些外地老乡也常来电咨询或求助。贵州警察朱国军说，他们来这里后，已经抓获了4名网上通缉犯。一名躲在邻市的贵州籍逃犯打来电话，向老乡警察投案自首了。
疑问二：
纠纷多了还是少了
网民：据了解，店口镇去年的劳资纠纷比前年增多，说明这种管理方式的效果不明显。
从数字表面上看，2004年店口的劳管所调处的劳资纠纷385起，2005年却有了413起。事实上，这恰恰是外来干部发挥了作用。“2004年的纠纷，部分演变成了群体性事件，现在农民工一有事情就找老乡警察。老乡警察便于第一时间掌握信息，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店口镇党委书记徐国龙说。
从2005年至今，店口没有再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而之前，为了工伤、劳资等纠纷，不但发生过围住派出所的事件，徐国龙出面调解也曾被农民工围住。
老乡警察的优势不容忽视。邓九州说，他调解的纠纷，至今只有一起没有成功，而朱国军至今没有一起纠纷调解失败。
邓九州的感觉是，现在来找他的老乡越来越多，要办的事越来越杂。但邓认为这不是因为矛盾多了，而是与他更熟悉了，更信任了。从解决纠纷来看，虽然矛盾多了，但大事却少了，去年下半年至今，江西籍农民工无一起犯罪案。
采访中，记者目睹了这样一件事。4月5日下午3时许，在店口打工的贵州山盆镇人邹远才和一位老乡来到“外来建设者服务管理中心”。当着老乡警察朱国军的面，那位老乡赔给邹远才150元现金后，两人心平气和结伴离开。
朱国军在他的记录册上记载着这起纠纷经过：上个月，邹远才的岳父给他寄来8斤腊肉，但邹今年搬了住处，邮局投寄不到。他的一个老乡代领了腊肉后，并没有交给他，而是与其他几个老乡一起享用了。邹知道后很生气，一定要那老乡赔偿，对方不肯。4月2日，两人闹到朱国军这里。朱国军调解后，那老乡接受了批评，同意赔偿8斤腊肉价和邮寄费共150元。
“如果不是我做调停人，两人肯定要打架了。”朱国军自去年9月来店口，已经处理了90来桩大大小小的纠纷。大到1万多元的工伤赔偿，小到类似8斤腊肉的纠纷，已记了厚厚一本。
疑问三：
会否出现类似帮派的组织
网民：外来干部与外来工互为乡亲，是否会循私情而害公义？是否会只听老乡，不听当地干部？甚至是否会出现老乡圈，成为类似帮派的组织？
听到这样的问题，几位外来警察都感到“意外”。
“对老乡有感情是肯定的。”邓九州说，“但处理问题，公私、善恶这些原则我们都能分清。在家乡，我做警察也管家乡人，在这里也一样，没觉得有不同，也没碰到需要我徇私为难的事情。”
而外来工听谁的，徐国龙认为有事找老乡干部是正常的，这也是请外来干部的初衷。他们来，并非当地就撒手不管。镇里聘请了16个协管员，劳管所、派出所的当地干部，都与外来干部配合很好，经常双方配合，互找外来工和当地企业，共同解决矛盾。
而对形成帮派的疑虑，徐国龙认为这是对实际情况太不了解。“外来工到店口来，其初衷就是想赚钱，大多数外来工同样希望有安定良好的环境。在老乡干部来之前，外来工受到的侵害，很少来自当地人，更多来自自己的老乡。外来干部来之后，原来一些黑帮头子就难以立足，从犯罪率等来看，明显太平了。我们选外来干部时提出要求，比如素质好、有基层经验等。”
疑问四：
店口经验是否值得推广
网民：店口的经验是“土办法”，外地很难学。
徐国龙说，店口的做法有其特殊性，“换一地未必成功”。他说，要借鉴这个做法，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劳动力输出地相对集中。现在，在店口的贵州遵义籍农民工有7000多人，江西永丰6000多人。人数集中，才可以聘请老乡干部；店口的产业以五金为主，劳动力相对固定，流动性不大，只有两三年下来才能成为工资高的熟练工，在店口，不少农民工甚至已经待了十几年。符合这两个条件，徐国龙认为应该可以推广，否则就需慎重。
“老百姓的态度也是一个考量因素。”徐国龙说，目前在店口打工的外乡人和本地人比例已经接近1∶1，店口老百姓对外来工的态度，也从“恩赐”变为“感恩”。邓九州和朱国军则认为，这里的企业主大多性格爽直，也讲道理，好打交道。现在，店口镇党委、镇政府提出“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共同融入当地社会，共同享受文明成果”，引导当地居民与外来务工者逐渐融为一体。
而徐国龙同样认为，这个办法“应该是一个阶段中适用的办法，并非一劳永逸”。他说，下一步店口将继续探索，让外来工走上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路子。
管理贵在创新(记者手记)
店口镇“老乡管老乡”的管理模式引起这样大的反响，有些出人意料。这一现象的背后，可见各地对外来工的服务管理要求之迫切，以及政府行政管理办法之缺失。
事关农民工的话题，总是特别让人关注。网民的热议，同样反映了这一点。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网上褒贬不一，但贬声略大；议论不断，但前来参观学习准备仿效的地方不少。
实地采访中，记者感到，就一地而言，店口无疑是此模式的受益者，一系列包括上访、群体性事件、犯罪发生率的数字明显下降就是例证。对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比例近1∶1的地方来说，这里的治安效果可谓良好。
而网民们的质疑也有道理，但纸上谈兵的设想放在现实中，却是尴尬：比如有网民提出，这样聘请外来干部的做法，涉及外来警察执法权的问题；外来干部不归当地管，关系又如何理顺？现在诸暨与聘请地商议，让外来干部以挂职锻炼的形式过来，才把这层关系理顺。此外，无论何种制度下，落实在人，如果其他地方在效仿时没有把外来干部的素质考核好，网民担心的“老乡圈”、徇私情未必不会发生。
还有人担心，这样做可能会造成外来工融入本地难，形成“乡土小环境”。事实上，外来务工人员的本地化一直是难题，店口的干部根据经验认为，老乡干部过来，既难以促进本地化，也不见得会阻碍本地化，总之是影响有限。还有人提出“公共管理不应具有排他性，从务工人员中录用公务员，岂不是有利于名正言顺地管理？”当记者把这个问题交给徐国龙时，他认为“这里面还涉及公务员录用问题，搞不好还会影响到省与省之间的关系，对一个镇来说，操作起来很不方便。要是等时机成熟，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网民的想法是好的，但现实中常常不具备可操作性。作为“老乡管老乡”模式的提出者，徐国龙也在对自己试验出来的这套模式进行反思。这个喜欢思考和探索的年轻书记没有满足于眼前的效果，他下一步在外来工自管模式上的探索，是试图彻底解决体制、融入等问题。“新模式希望能真正从源头上处理好外来工的服务与管理问题。我乐意再尝试。因为今天的外来工，就是明天的新店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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