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同志：

　　4月5日《江南时报》刊文，报道了兰州市第九中学初二年级一班学生婷婷为救母亲而给市委书记写信的事情。或许是出于对长期以来太多类似报道的“审美疲劳”，我竟然没有看到对此事的评论——也许时评家们都在忙着盯住那些更重要的话题。鉴于这个事件牵涉到公民的救助权问题，忍不住想多说几句，为肉食者立法备忘。

　　因此，我把婷婷的呼救称作“道德呼救”（当然也有理由称之为“道德哀求”）——也就是把希望寄托在市委书记的仁慈心上。

　　一个星期前，据《新京报》报道，北京地铁里一身着唐僧装束的男子，手敲木鱼念念有词，身上挂着两个纸盒子，下面写着一行字：请施主转告徐静蕾李宇春们，有个叫徐冉的孩子不想离开这个美丽的世界，正在病床上等待她们帮助呼唤爱心。善哉！善哉！菩萨保佑！这是被称为“作秀大王”的比特近日的杰作，而他也因这个“唤舆论以逼富人慈善”的创意而进入舆论焦点。因此，有论者称此为对富翁们的“道德绑架”。

　　两个月以前，据媒体报道，吉林农民刘福成因无钱给患重病的女儿治病，写信给施正荣、刘永行、黄光裕、陈天桥、鲁冠球、丁磊六位中国富翁。对他来说，这6封信就是他的6个希望，而每一个希望的实现都会改变他在重症监护室的女儿的命运。“没有办法”，这是刘福成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为了女儿，他无奈写信求助他所听说的“中国富豪们”。有论者称之为把富翁们置于一个“道德烤架”之上。

　　几乎每一年的每个月，我们在公共场所都能见到呼吁募捐的宣传。平常一点的呼吁如为母亲河捐助，为希望工程捐助，为残疾人捐助，等等。特殊一点的呼吁如为白血病、癌症、尿毒症等等患者捐助，再特殊一点的如呼吁为家乡遭灾者、异常困难者捐助。印象深的有一次，在我就读的大学校园显要位置竟然同时出现三个不同的募捐箱和志愿者，并且还连摆了一个星期，害得我每次路过总想捐，后来捐过后，见他们没有撤走的意思，只好绕道走。

　　当然，还有举家借债来渡难关的，只是被借者眼看着“无力偿还，看不到希望而无人敢借”，上面的刘福成、婷婷等人就是例子——现实告诉我们，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借钱不成，只好乞讨，这几乎成了城市十字路口的一道风景。看到街头那些把头磕得恨不得把地砸个坑的男人们，看到那些伸手抱你的腿“强迫”乞讨的孩子们，看到那些卷个铺盖躺在人行道边的老人们……事实告诉我们乞讨已经惹人厌了——至少也是没有什么人相信了。同时，也有不少患者求助于媒体，比如去年10月就有《江南时报》出面为泰州姜堰市市民田凯一事，尽管田凯后来不治而愈，但是媒体之功不可没——不过，这样的事情又有多少呢？

　　所有这些，都是弱者在道德层次的尝试，挣扎——哪怕只有很微小的希望，他们都会像稻草一样紧紧抓在手中，并幻想至少有一根能救命。而这些不仅突破着他们的经济底线，也是对道德底线的一次次冲击。如果这些方法仍没有结果的话，我想慌不择路情况下人们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的——哪怕以身试法。实践告诉我们，道德是靠不住的，一味依赖道德也是行不通的，只有呼唤社会保障体系的尽早建立，惟有此，才是公民寻求救助的正当途径。

　　河南 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