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名牌》杂志】

　　熹微的晨光照亮了东方的天空，从黎明前的黑暗中，一幕庄严肃穆的场景渐渐凸显出来。一望无际的原野上，数百辆战车齐齐整整地一字排开，消失在视野尽头。每辆战车由四匹平行排列的战马所拉，车上站着三名全身皮甲、戴着铜盔的武士，左边的执弓，中间的执鞭，右边的执矛。另有三四名类似装束的武士站在车的两边，手执矛盾，腰插短剑。战车后面，站着一排排握着戈矛的普通步兵，他们排成整齐的方阵，数量要比甲士多得多，但没有铠甲护身。

　　战士们忽然波浪般分开，马蹄声中，一辆装饰华贵的大车穿过人群，驰向最前列，车上的将旗在晨风中猎猎作响。人们把目光投向车上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他全身青铜甲胄，左执黄金斧钺，右持白旄旗帜，显示出至为尊贵的身份。战车在正前方停下，又调过头去面对着整个军队。在霞光的映照下，男子举起旄旗，开始高声说话。在这空旷的原野上，每个人都听得很清楚：

　　“远来辛苦了，我西方的人们！各位国君、大臣、将领、军官、战士们！举起你们的戈，排好你们的盾，立起你们的矛，我就要开始誓词了！”

　　随着一声齐整的呐喊，将士们举戈立矛，排齐盾牌，它们在晨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朝霞殷红如血，又如激荡的火焰，映照在一个个昨夜细雨形成的水洼中，把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渲染成一片鲜红。
这是公元前1046年初，朝歌城外的牧野。一场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会战即将开始。这就是后世人们谈论最多，却知道得最少的“牧野之战”。三千年来，各种政治的、文学的、神话的版本组成了无数重时间的帷幕，模糊了大战的原貌。只有到了近代，随着史学的进步和大量甲骨文、金文的出土，这场被各种假象所湮没的会战才渐渐轮廓清晰起来。

　　商周角力势消长

　　战争的根源要再追溯到几百年前。公元前十三世纪左右，由于全球气候的剧烈变动，一场民族大迁徙像暴风一样席卷了整个亚欧大陆，各游牧民族纷纷从广袤的中部草原侵入到四周的农耕文明区，呈波纹状扩散开来，引起了一连串的改变整个世界的连锁反应。在希腊，多利安人南下伯罗奔尼撒半岛，毁灭了正欣欣向荣的迈锡尼文明；在小亚细亚，被称为“海上民族”的几支蛮族摧毁了赫梯帝国，进而骚扰埃及边境，并最终导致了埃及“新王国”的覆灭；在印度，雅利安人也越过兴都库什山进入印度河流域，征服了当地的达罗毗荼人；同一时期的东亚，一支强大的游牧民族从蒙古高原南下，占据了今天的陕西、山西北部，对当时正处于鼎盛期的商王朝形成了巨大威胁，在后来的华夏文献中，他们被称为“鬼方”，也就是后来匈奴人的祖先。

　　与后世儒家经典的理想描述不同，商朝并不是一个“大一统”王朝。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原大地上，操汉藏语、突厥语、蒙古-通古斯语和南岛语的各种族、部落犬牙交错，时时流动，有的已经进入农耕文明，有的还是游牧民族。商朝是其中最开化和最强大的政治组织，商王自称受“上帝”之命统治世界，但直接统治范围其实只有都城附近方圆几百公里，称为“王畿”。此外是许多臣服于商的“方国”，他们对商王有纳贡和从征的义务，但是内政不受干涉。再以外，就是根本不承认或不知道商朝至高地位的“蛮夷”了，防范、消灭和征服他们是商代军事活动的主旋律。

　　鬼方的入侵改变了东方世界的实力对比。商高宗武丁时期，商朝与鬼方多次激战，虽然一时击退了鬼方，却未能消灭其根本。此后直到商亡，鬼方仍不时出没骚扰，其他各蛮族也乘机作乱，长期战争中，商朝的实力逐渐削弱。面对游牧民族来无影去无踪的威胁，商人后来采取了“以夷制夷”的策略，扶植臣属的周国去征讨其他蛮族。结果养虎成患，反而使得周人实力壮大。

　　周人发迹后，自称是正牌的华夏贵胄，夏朝以后才不幸“没于戎狄”。不过，现代史学家多认为周人最初与周边羌、戎各族并无区别，同样是西北游牧民族的一支。据考，他们本居于山西的汾河流域，周文王的祖父古公父为首领时，受到鬼方的压迫，南迁到岐山之下的周原。那里土地肥沃，周人遂改游牧为农耕，向商朝称臣纳贡，并仿效殷商文化，建立城郭，设置官制，成为一个新兴方国。

　　周人兼有华夏和戎狄的双面优势，因而在错综复杂的各派势力之间如鱼得水，迅速发展壮大。古公父之子季历继任首领后，得到商王武乙的召见和赏赐，命他出师讨伐今陕西中北部的西落鬼戎(鬼方的一支)。季历出兵大获全胜，甚至捕获了对方的主要首领。此后十几年，季历又接连以王命的名义，征服和吞并了周围不少蛮族部落，因战功被商王文丁封为“牧师(诸侯之长)”。周国的势力急剧膨胀，甚至侵入到南方的江、汉一带。传说季历的兄弟太伯、仲雍“让位”给季历，自己“远窜荆蛮”，太伯还成了吴国的开国之君。不过据史学家考证，这个动人的故事不过为了掩饰周人在长江流域的殖民扩张而已。但周国的扩张还是引起了文丁的警觉，后来他将季历囚禁处死。

　　季历死后，世子姬昌继位，时约前1100年。 《竹书纪年》 载，姬昌即位初年，为报父仇而出兵伐商，但商朝实力尚在，周国没讨到什么便宜。此后，姬昌不得不韬光隐曜，臣服于商，还从商朝娶了一位贵族小姐为妻，但却难以消除商朝的猜忌。商王帝辛(名纣，即后世所称的纣王)继位后，为翦除日渐强大的几个方国，罗织罪名杀了好几个诸侯国君，同时也将姬昌幽禁于里(今河南汤阴附近)长达七年。后来，周国卑躬屈膝，一再进贡美女珠宝，帝辛才赦免了姬昌。姬昌也很乖觉，一遇赦就主动割让洛西之地，以解除商朝对自己的疑忌。果然，帝辛“龙颜大悦”，封他为“西伯”，甚至赐给他弓矢斧钺(象征征伐权)，放他回国。

　　按说，帝辛既然猜忌姬昌，纵然开恩释放，又何至于给他征伐权然后放虎归山？这还得从帝辛本人说起。据 《史记·殷本纪》 ，帝辛“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又说他“好酒淫乐，嬖于妇人”。除去史官的有意贬损之辞，不难看到，这位商朝的末代君主其实是一个聪颖勇武、才华横溢、性情刚烈而又过于自负的人物。据史书中的一些零星记载以及殷墟甲骨提供的线索，此时，江、淮之间的东夷发动叛乱，成为对商朝的最主要威胁，帝辛也将注意力集中在东南方，他认为西边的周国毕竟只是蕞尔小邦，没有颠覆大商的实力，但是仇隙既在，难保不乘机作乱。赋予姬昌征伐权并放他归国，不但暂时可以绥靖周国，而且能诱使他出兵讨伐诸邻国，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以保证商朝后方的稳定。

　　此后帝辛致力于用兵东南，和东夷各部族的战争持续了很多年。终于，战争取得了最终胜利，史称商朝俘虏了“亿兆(上百万)夷人”，而帝辛也被誉为“百克(百战百胜)”。战争结束后不久，前1046年二月下旬，仍然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帝辛忽然接到紧急军情：以周王姬发为首的西方诸国联军数万人已经进驻牧野，离朝歌(今河南淇县)只有七十里地，而此时商朝的主力部队尚滞留在千里之外的东南战场！帝辛这才惊觉，自己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一场亡国大祸就在眼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