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眼观天之邵建专栏

　　半年前旁听过一个杂文会议，其中一个话题就是讨论眼下时兴的一种文体“时评”是不是杂文。最近，在“真名网”上，又看到这个问题被提了出来。一网友说:“时评不是杂文？《杂文月刊》啥啥的都不用办了。鄢烈山写了10年时评，得了个杂文大奖，概念也太冲突了。”的确，目前持时评是杂文观点的人可能是大多数，的确，界限并不好划，因为时评和杂文有交叉、重叠的地方，但我依然认为，这两者之间，可以有也应该有一个大体明确的界限。这界限固不是泾渭分明，但有似楚河汉界。

　　杂文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一种文体，它在中国的盛行，和鲁迅的努力分不开。鲁迅把自己的最后十年几乎全交给了杂文，而且是它的代表，也是它的旗帜。正是因为鲁迅，杂文这种文体在鲁迅后的中国大行其道，同时形成了它的独特的传统。但是，有必要指出的一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写作者，对杂文的解释和我们今天并不一样。比如，1921年，《胡适文存》出版，胡适这样说:“卷四，杂文。这一卷性质稍杂:有讨论社会问题之文，有传记之文，有序跋之文，还有一两篇文学的小尝试也附在里面。”1935年，鲁迅的《且介亭杂文》出版，他在序言中也这样谈杂文:“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可见，在胡、鲁那里，杂文是指不同性质、不同体类的文章编在一起，而单篇文章是不方便叫杂文的。

　　时评不然，虽不是于今才有(它和杂文并生于一个时代)，但被引起注意却是这三几年的事，这与这几年报纸的激增和竞争有关。它通常是以排球赛中短平快的方式，试图向读者提供评论者对新近发生事件的评论与阐释，以此作为对报道的一个纵深，也以此作为报纸本身的一个态度。这样的文体在一定程度上给报纸带来生意和新机，也能够抓住读者的眼球，它业已成为许多报纸和周刊的重头版块。但不得不客气地说，这几年的时评写作已经出现了模式化的倾向，总不过是率先呈现事件或现象，然后从几个方面展开论述，最后再来一个归结，或戛然而止。

　　杂文和时评，在可以比较的意义上，我以为，时评不是杂文，更不是杂文中的一个类别。杂文选材就很“杂”，天上地下，古今中外，宏观微观，没有什么不能落入它的笔底。时评不行，它的视野大体不出当下发生的事件或现象，一个“时”字便是它题材上的限制。再者，杂文又叫杂感(鲁迅就不称自己当年的那些短文为杂文，而称它们为“杂感”)，杂感，杂感，可见它是“感性形态”的，是“感应的神经”，它往往以某种感应和情绪为主，可以“纵意而谈”，还可以“嬉笑怒骂”。时评不然，它以知性为主，属于“理性形态”，重在对事件和现象进行分析和阐释，亦即就事说理。当然这不妨碍它可以在文笔上写得感性些，所谓理性思考，感性表达。另外，从20世纪的传统来看，杂文主要是用来战斗的，它具有一定的戾气和攻击性，有“匕首”之说，也有骂人之说，有人当时就把杂文视为“骂人”的雅称。时评呢，它不是战斗的，它可以是解剖刀，解剖对象就是公共领域中的事件和现象。作为一种“理性”的、“负责任”的文体，它无染于杂文中有时不免的私人攻讦，更无论骂。

　　有趣的是，我们经历过一个杂文彰显的时代，但我们也经历过一个时评不再的时代。后者的意思是，20世纪前半期，我们其实有过一个很好的时评传统。比如胡适主持的《努力周报》、《独立评论》、储安平主持的《观察》等，都有过大量的时评(它们不是杂文)，只是时评传统因为历史的原因而中断，而且一断就是半个世纪。于是，杂文“一花独放就是春”了。现在我们对时评感到“新”，其实是它在努力接续以前的香火。这香火和杂文的不同，还有一个作者的维度，亦即当时杂文往往以“文人”(海派的)为主，时评则往往以“学人”(京派的)为主。如果我们看看当年鲁迅在《申报》“自由谈”等地方的杂文，再看看胡适笔政《努力周报》时的“每一周”和《独立评论》上的“编后记”，便明显可以感知时评和杂文的上述不同。在某种意义上，这两种文体的不同甚或就是胡适和鲁迅的不同。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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