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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鳅也是鱼》今晚为大学生电影节揭幕
《浪漫的事》。
《美丽的大脚》。
《泥鳅也是鱼》。
2002年10月，倪萍凭借转行后主演的第一部电影《美丽的大脚》获得了金鸡奖最佳女演员的称号。
那时候在电影里当主角就跟神五宇航员似的
新京报：从你拍《美丽的大脚》时就很想采访你，没想到四年以后才获得这个机会。
倪萍：我不接受采访的原因很简单，我自己在主持人这个位置上干了这么多年，采访了这么多年别人，我特别知道这里面的套儿，我还往里跳啊？十几年前，那时说采访跟现在可是真不一样，人家不想说的我就充分尊重，绝对不问，现在呢，是见血了还不够，还没看见骨头呢，看见骨头了还不行，那筋还没露出来呢。有的时候我觉得媒体就是打着受众的幌子说事儿，现在把人家扒得血肉模糊的已经成了常事儿了，狼来了都说了三回了谁还信啊？
新京报：当年进入央视之前，你在山东话剧团也做过演员，如今重新回到这个行业，感觉变化大吗？
倪萍：变化太大了，当年我19岁开始拍电影，在山东是件特大的事儿，能在一个电影里当主角就跟现在成了神五的宇航员似的。那个时候电影也少，能演电影就特别了不起，但是那个时候演电影不像现在这么出名，因为媒体也少，但是圈内人都觉得光荣。但是那个时候演员就是道具，真的是和现在太不一样了，演员总的来说太被动了。
新京报：即使是获得金鸡奖百花奖的演员也是导演的道具吗？
倪萍：我说的道具不是贬义词，它是一种生产方式。比如过去说你在工厂里，突然要辞职了，你一定有巨大的问题，但是今天跳槽太平常了，演员的被动在当时就是这么一种工作方式。比如说那会儿要送样片，摄制组的人就要闲下几天等，送到北京去洗印，然后根据样片才知道拍得好不好，这也是一种生产方式。现在我觉得电影没有理由拍不好，导演现场就可以看到，不满意再来，那会儿摄影师最牛，只有他能看到镜头，所以导演其实也挺被动的，演员就更不用说了。
新京报：技术进步了，让你在表演上有什么不适应吗？
倪萍：我太适应了，你说摄影机和摄像机有什么不同，做主持人只是要求我必须看着镜头说话，拍电影要求忽略镜头，以前你给新京报写文章，现在给大公报写了，骨子里是一样的，对于我来说算不上变化。
新京报：重新回到演员这个位置上，你既拍电视剧，又演电影，这两者在你看来有没有什么不同？
倪萍：一直以来拍电影都会被认为更神圣。其实我觉得最终还是取决于你拍得好不好，跟挣钱多少关系不大。章子怡从来不拍电视剧，但是她挣得肯定是国内女演员里面最多的，很多演员跟我说，只要有好电影本子，不给钱我也去拍，这是一种“瘾”，因为电影被大家认为是留得住的，对电影的这种“瘾”我没有。积极意义上说我是从容，消极意义上说我是懒惰。
当年刚进央视的时候，一进中央台的大门，左手那边就是电视剧制作中心，右手这边是新闻大楼，负责人事的领导跟我说，你现在还可以做一个选择，你去左边报道的话，你就是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人，你可以拍电视剧，右手的大楼你进去以后就不能演戏了，只能做电视节目主持人。我那会儿完全没有什么前瞻眼光，当时台里已经有几个非常好的主持人了，杨澜已经做了两年了，刘璐也是做得特别火，成方圆和王刚已经在做《综艺大观》了。实际上我当时是没有任何判断的，我就说，还是上这个大楼吧。当时文艺部在21楼，但是制作中心一排小平房，我觉得大楼好。
新京报：表演和主持，你更喜欢哪种感觉？
倪萍：很多人说表演和主持是两回事，我一直觉得就是一回事啊。在主持的岗位上，每个人都要训练一些表演技能。你看新闻评论部那些主持人，比如白岩松，在下面特别淘，跟你搞恶作剧，可是一对着镜头，马上变得眉头紧锁，作忧国忧民状，深沉地探讨起中国国企面临的种种问题，这就是他的职业需要。中国人怕说演，因为从古到今“演”都带有贬义，是假的。但是我觉得演不怕，只要你的情感是真实的。现在演电影电视剧，不管编剧编得多么离奇，我百分百相信这是真的，而且拍完之后很长时间都难以摆脱角色的影子。表演和主持这两个行业可以不断地修正我们自己，促使我们向真善美去靠拢。当你采访了一个乡村老师，你不可能下了飞机就去贵宾楼搓一顿，当你要花上千块钱买一件名牌衬衣的时候你就要考虑考虑是不是用这些钱做点别的，我非常感谢这个岗位给了我良好的教育，因为你采访的这些人都有比你更美好、更善良、更优秀的一面。
我太清楚自己能做的事儿非常少
新京报：从一个全国知名的主持人的位置上退下来，重新做一个演员，从头做起，你怎么考虑这其中的风险？
倪萍：这里面风险确实太大了，尤其像我这样做了15年的主持人。张国立曾经说过一句话，那意思就是谁要是用倪萍演电影电视剧就死定了，那观众打死也不会相信她扮演的那个角色，因为电视上大家太熟悉了，他说得对，我演影视剧非常困难，我也确实要比别人付出更多，这就是为什么我刻意去演一些距离我本人比较远的，比如乡村教师、民工、山村放映员，这些底层的弱势群体。如果我演公司职员、报社编辑、都市女性，最后就会走向我自己，即使是现在这些角色里面，你依然还会看到我的影子，这就是我接剧本为什么特别慎重的原因。
拍完《美丽的大脚》我三年没拍电影。电视剧找我的也是特别多，但是我接的很少，因为很难超越自己，像我现在这个年龄，又不是没事干了，靠它养家糊口。所以我也特别理解姜文、巩俐他们为什么平时很少抛头露面，他们要保持神秘，少曝光，增加观众对你角色的信任，很有道理。演员塑造角色的手段真是很有限，你都这把年纪了，还能把自己打扮成什么样？
新京报：那是什么让你做出当演员的决定？
倪萍：我觉得是我的性格决定的吧。一个人在原地踏步走，真的就会给别人挡路，你也不能进步，最后就稀里哗啦地往后退，所以还不如选择离开。这时你必须数数你手里有几张牌，你是能经营跨国公司呢，还是能做金融巨头，你甚至连街道办事处主任都做不了，我太清楚自己能做的事儿其实非常少。正好这些年就不断地有人找我做演员，后来就有了拍电影的机会，就想试试，当时也没想从此就开始踏上电影这条金光大道往前奔了。我特别庆幸我们赶上一个好时代，倒退30年，没有这种机会自由选择。除了当演员，我还想过当一个记者，可能也不会太差。一个人只要勤奋，别把自己的位置定得太高，我的理想就特别低。
新京报：但是老实说，很多观众都觉得你把这些弱势群体的女性演得很真实。
倪萍：实际上困难很大，我虽然长得像弱势群体，但是我的生活状态、生活环境，骨子里面的东西离他们很远。咱掏心窝子说，你是不是就能和菜市场卖菜的，门口保安的，快递的，送水的成为朋友，特别聊的来，没有，确实没有，主要是内心离他们远，当一个人特别无望的时候，那种感觉你是演不出来的，因为你一出门就有车，你想买什么都有钱，你也会有苦恼、困难，但都是你自找的，让你从内心深处去拥抱一个特别绝望的状态，特别困难。
你把自己放下，不是说说就能做到的，好在我们有一些记忆，我们是从苦难中长大的，你自己不见得有多苦，但是你是经历过那段苦难的年代，你也是从家里买不起东西的苦日子里走过来的，你有记忆的储存。泥鳅里面我们从来没有化妆，一开始还觉得脸发紧，起皮，慢慢这种感觉也就没有了，我60天拍摄从来没有躲过阳光，我就坐在那儿，这是一种体验。我从来不觉得泥鳅是个弱势群体，甚至我觉得他们活得挺有尊严的，像她这样的人物在现代女性当中比我们强。
还追着名利那我就是没活明白
新京报：在主持人这个位置上，名和利，这些世俗的东西该得到的应该说你都得到了，那么在演员这个位置上，你有什么新的目标吗？
倪萍：说我不为名不为利，听上去会让人觉得这人挺假的。准确地说，如果我是为了名和利去拍的话，那只能说我是这个世界上活得还不明白的一个中年人，因为在名利场上，把名利放在前面，你一定做不成事，这些年在名利场上我已经得到太多本来不属于我的东西，付出的永远是少，得到的永远是多，你现在还不满足，还要为了名利，那第一你比较傻，第二你比较累，第三，终归是要失败的，刘仪伟问我，春节晚会你做了十几年，这一年终于你不做了，你会不会失落？我说如果你的人生只有上春节晚会这一件事，那你肯定难受，但是我觉得其实人生有十件和上春节晚会一样重要的事儿，春节晚会不做了，其他的事儿一下子就会补充上来。任何人不要把你最辉煌的那一件事当作你生命的终点，就像你拎着一件礼服想着国际领奖台哪最辉煌就冲哪儿去，用不了三个月你就神经病了。对我来说我早就明白这个道理。
新京报：但是你确实很幸运，转行拍的第一部电影就拿了金鸡奖最佳女主角。
倪萍：当年《美丽的大脚》获金鸡奖的时候，我是一点儿也不知道，也完全没想到，而且当时拍那个电影的时候，导演反复说，倪萍你别怪我说，你多看看袁泉的表演。袁泉比我小十几岁，我就远远地坐在一边看她演戏，我真是一点一滴地向她学习，她是用心灵，用脑子，用眼睛，用肢体，袁泉是给了我特别帮助的人，虽然这种帮助不是直接的，那年袁泉也获奖了，我是由衷地感谢她，当然也感谢导演。人家说倪萍这么多年不拍电影一拍就拿了个金鸡，但是我知道演员获奖真的不在自己，首先是剧作好，然后是导演好，你的奖是别人成全的。
他关注生活、崇尚快乐、有良心
新京报：我们相对熟悉的这几个女性角色，都是你在杨亚洲导演的作品中塑造的，说说你们的合作吧。
倪萍：这个铺垫非常长，从《美丽的大脚》之后，投资商就找到我们，希望我们拍一个反映现实社会小人物的电影，我觉得杨亚洲还有潜力在电影界往前跑，是因为他真正把自己放在普通人当中。在这一点上，我跟他差得非常远，我的生活圈子首先因为职业的原因就不敢出门，杨亚洲说你必须克服这些，那样你只能是冷眼看电视，低头看小说，你的生活就在你自己家里，对于演员来说这是特别大的损失，我能明白，但是很难做到。
新京报：你刚才提到杨亚洲是一个把自己放得很低的导演，能不能举个例子？
倪萍：杨亚洲作为一个导演，他有意识地花很多的时间在普通人当中，可能是导演的职业把他训练成这样，生活中的种种细节他往往一下子就能抓住，比如我们为了《泥鳅也是鱼》这部戏去菜市场体验生活，他一下子就说，这20个卖菜的妇女有18个都带着耳环，当中有99％都是真金的。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些妇女的目标就是如果有钱了一定要打扮自己，你们这些人每天换新花样，她们一辈子就带这么一副。这些都是从生活中来的，他始终有一颗平常心。我们有时候也开玩笑说，你给我们演一个怎么叫贴近生活，他就说，让你擦桌子你就真正在这儿擦桌子，让你在这儿坐着，你就真的脑子里面什么都不想，这就是真正的“泥鳅”，对于她来说，明天吃什么菜是她想的，而不是我怎么那么难受啊，普通人的日子就是天黑了找个亮处，找碗水洗洗手，能找个地方把腿脚伸直了。他对普通人的关注真的不是表面的，对我和倪大宏影响很大。
新京报：杨亚洲导演除了对生活的关注很打动你外，还有什么让你有愿望跟他合作？
倪萍：杨亚洲有一种社会责任感，他不是恨这个社会，他反而是爱这个社会，他是个很崇尚欢乐的人，你看他的电视剧，家里打打闹闹，但是最终亲情是第一的；电影呢，虽然有苦有难，但是还是要表达社会在进步，崇尚的还是善良和美好的东西，这在他心里占很大的地位。他的作品中，穷欢乐的东西很多。
他是个很有良心的导演，《雪花那个飘》和《泥鳅也是鱼》两部戏是连着拍的，摄制组不解散，就是为了给投资方省钱，投资方从来都是问，导演你说这个戏多少钱，我们都撺掇他你就多说点，往上千万说，他从来都是说上千万是收不回来的，一定是在能收回来的底线上说一个价钱，然后大家紧紧巴巴地拍电影，大家都挣得特别少，把钱都花在了电影上。我跟他开玩笑说，这样下去，谁还跟你拍电影啊？
新京报：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和杨亚洲导演合作的这三部电影，你都是说的方言，这是有意的安排吗？
倪萍：没错。《美丽的大脚》和《雪花那个飘》说的都是陕北话，《泥鳅也是鱼》里我说的是胶东话，首先方言我都是现学的，第二我是最不主张说方言的。但是电影是导演的艺术，他坚持要让我说方言，一是为了让人物更鲜活，二是为了让我能跟电视里的那个主持形象尽可能地拉开差距，他是为我考虑。
看电影不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新京报：有时间会去看看自己演的戏吗？
倪萍：以前是没条件看，现在也基本不看，我在生活中是不敢看自己的人，基本不敢照镜子。按说我不是对自己要求高的人，不应该这样，我真的不是很欣赏自己。
新京报：其实我问你这个问题，是想说你主演的这几部电影都没有在院线获得大规模上映的机会。电影进不了电影院，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倪萍：这个问题我始终不明白，很多事情都能说清楚，惟有电影票房讲不清楚。有人说你拿出钱来宣传炒作就行，那好，现在《泥鳅也是鱼》要上了，我愿意出来接受你们的采访，有帮助吗？我和几个很好的美国朋友聊天，他们就跟我说，倪萍你也别唉声叹气了，看电影在美国是一种生活方式，周末了一家人或者几个朋友一起去看场电影，是很自然的事情，而“吃饭”在中国是一种生活方式，周末几个哥们姐们一块出去撮一顿，花个一二百块钱很正常，可是把这些钱花到电影院里就觉得冤，咱们就是没有看电影的习惯，现在那些炒作，只能是把好事儿的人吸引到电影院里，不好事儿的还是不去。（但是七八十年代看电影的人很多啊？）当年是包场啊，单位啊、学校啊组织看电影，很少有人自己花钱看电影，在那个年代，看电影也不是一种个体行为。这次我觉得投资方真是可怜死了，我说如果我出来接受采访能帮着电影多卖几张票，我真是义不容辞。
新京报：当年你是从话剧团走出来，现在还想演话剧吗？
倪萍：早就已经没有这个想法了，那会儿眷恋话剧舞台，是因为电视电影之不发达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我是学话剧表演的，我终生追求的是做于是之这样的演员，但是现在电视电影发达了，我的想法也有了变化。话剧不是不好，而是没必要普及，就像京剧一样，长安大戏院永远是满座，它永远会获得一部分人的爱好。倪萍与杨亚洲导演带着《泥鳅也是鱼》参加东京电影节。
记者手记
采访倪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是因为她做了这么多年的主持人，太清楚太明白采访是怎么回事儿了，说得夸张一点，上一个问题问完，可能我下一个问题还没组织好，她已经可以做答了。然而也因为每一次的提问/回答都如此地顺利，让我在整理这篇对话的时候总觉得有些许遗憾———几千字的采访文字中，究竟有多少是她从来没有跟别人聊过的，究竟有几个问题可以让她不得不仔细思考然后做答，从这个层面上说，对倪萍的采访竟然有几分和同道高手过招的意思了。
采访倪萍之前我还有几分顾虑，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采访一个40多岁的中年女子，这样的人物关系很难让两者的对话趋向于“私人化”的聊天，在采访前的几个小时内，我的脑子里始终盘旋着如何巧妙地设计问题，以接近那些倪萍可能并不愿意直接谈及的内容。但事实上，当她的每一次回答都充满真诚的时候，我自动放弃了旁敲侧击的初衷。
倪萍和杨亚洲导演合作的第三部电影《泥鳅也是鱼》被选定为今年大学生电影节的开幕影片，同时也将于下周在全国公映，习惯了主持人倪萍的人，也许你可以买张票到电影院，银幕上的倪萍说不定会给你一个惊喜。（张文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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