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水坝伸向河中的残留景象。深色的土梁即为古水坝遗迹。呼延思正摄
特别提示
近年来，灞河洪水之后，灞河河谷中的古代遗址频频出露，先后冲刷出数座古桥梁与一些其它历史遗迹，引起考古工作者的关注。 2000年在段家村一带河岸发现了似木箱状的汉代水上木构建筑，去年类同的汉代建筑遗迹在该地域再次出露，这些建筑是做什么的？怎样发挥作用？考古界对其说法纷纭，一直未有明确的结论。考古人员秦建明等人前不久在该地域又发现汉代水工埽体遗迹和一处古代水坝遗迹，根据这些遗迹综合分析，他得出一个最新的推断：这些遗迹都与汉代人工运河漕渠有关，都是围绕漕渠的修建和使用所实施的附属工程。这一坝址与其周围水工建筑遗址的发现，对于探索汉代漕渠与汉灞桥的位置具有重要意义。
奇异土梁作用神秘
今年3月8日，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科技考古室秦建明研究员对处于灞河东岸古埽工遗址进行深入考古调查时，于其下游发现一道人工构筑的土梁横于河道间。据其工程特点，初步推断为建于灞河中的一处古代拦水坝遗址。经对沿岸搜索，又于土梁上游与对岸发现其它相应的水工建筑遗址。
本次发现的坝址位于灞桥区段家村一带灞河下游的东岸，该地北距灞水入渭口约8公里，南距灞交汇处约2公里。此处河谷宽280米左右、深约19米，其南侧180米处即为不久前发现的汉代埽工遗址。
该坝址为一条醒目的带状筑土梁，与相邻的沙石河滩判然有别。土梁东端为河滩沙石所覆压，自河滩向河面偏上游方向伸入水中，将上下游百余米宽的水道在其地逼为70米宽。土梁西端中断于水中，暴露部分长50米、宽15米左右，高出当日水面0.5~1米。因下游新建低坝壅水，致使该段河水水位抬升，土梁真正保存长度应当大于50米。水坝为人工筑土，土质异常坚硬，未发现明显夯层，尚不知用什么方式筑成。近河心处的西段为青黑色土质构成，当为选取淤泥为质。中段心部亦为黑色土质，南北两侧的上下游夹筑有2米多宽的红黄色土带，近岸处的东段部分则由夹杂有少量卵石的红黄色土构成。这一土坝伸入河道，使坝上游东岸形成一片宽阔的沙石滩。
一般拦水坝横断河谷，坝体纵轴线与河谷多为垂直关系。然而这处坝体与河道中心轴线并不垂直，而是自东向西斜向上游，与上游河谷形成60度的夹角，与下游形成120度的夹角。
秦建明随后至河西对岸考察，发现更大的一处工程遗址。该遗址也是以黄色土体为主的人工堆积，土质坚硬，暴露最大宽度约20米，高于水面约3米，长达百米以上。该夯土堆积斜于岸旁，其下游端接近西水岸，上游端距离河西水岸还有一段约30米的距离。秦建明分析此堆积状物似为一束水堤，这处堤岸与河流上游夹角为30度左右。这一堤状物局部地段发现水平结构层，平均层厚13厘米，层面上凹凸不平如同碾压状。轴线中部发现有夹礓石的黑土芯，另有一些硬土面上发现有大小不一垂直圆孔，如同立柱窝般，或许是加工筑土时用大木桩筑击之痕。
本次发现的坝址下游间距8米，还发现一处与坝体大致平行的丁坝，但仅长20米，土质与本坝相同。坝址上游约250米处，还发现一处类似丁坝的人工筑土。这处筑土结构与坝址相类，位于该处灞河上游的东岸，自河岸向西伸出，微斜向下游，暴露部分宽2~4米、长15米。由此地点沿河谷东岸再向南即上游处100米外，河岸经洪水冲刷还暴露出一片坚硬的黄色夯土，这也当是一处其它古代遗迹。
在这处水坝发现之旁，西岸的一个村庄之名引起考古者的极大兴趣。这个村名为上水腰，还有相邻一村名下水腰，名称甚是怪异。村人讲述，民间传说汉时韩信在未央宫被屈杀，死后人头向东滚去，欲会葬于临潼的老母。人头滚至灞河，天地为之感动，遂开一沟，使人头从灞水腰间滚过。所以这里两村就称为上水腰与下水腰。这一村名与传说，隐隐暗示这里曾有运河通过。
水坝推测出奇妙功用
此水坝建筑于什么时代，因未发掘，一时难以肯定。秦建明综合诸多因素，初步推定它为汉代遗址。其一，周围地表发现零星汉瓦，未发现历史上其它时代遗物。其二，坝南侧不远处有新发现的汉代埽工遗址，与埽工遗址相近处，还有一批已经报道过引起轰动的汉代灞河木构件遗址。这些建筑可能为相互关联的水工建筑。其三，这一带处在汉长安城之东、汉霸城之西，是汉长安城东出的要道，在此设坝拦阻灞水，应当有一定的目的，且又是斜拦，最大的可能是用以汇水通舟。所以，这里若不是唐漕渠的附属工程那么必定就是汉漕渠的附属工程。
依其结构与工程布局，秦建明对这处水坝的功用进行了初步分析：水坝是为附近的漕渠汇水所设，直接作用是逼水入漕。该处水坝斜向上游，与一般挑水护堤的丁坝方向不同，丁坝多斜向下游或垂直于河谷，以起到特殊作用。而西岸的斜堤，与此坝相应，土质结构也相类，应当是同一时代的工程遗址，具有束水堤的作用，逼水流向东。如果东岸上游之小丁坝是逼水西流，则有可能这三处工程为一组。上游小丁坝将主河道逼向西岸，使主流沿西岸斜堤北流，至东岸坝端水口处北流水下泄。水口处的工程结构目前尚无法推测，也许是一种特殊的可控水门，用以引清泄浑。这样，大量泥沙将随主流由水口冲向下游，而含沙量少的清水则可流入东侧运河口，为运河提供了可供行船的水流，同时又不至于壅塞运河河道。如按此种结构，则运河口可能就处于上游小丁坝之下，渠口处应该还存有码头。日前所发现的木构沉箱建筑与埽体处于两坝之间，可能是运河口的码头类建筑与护岸工程。而下游坝顶，原高应当高于运河水面，有了这样的高程，对于进一步探查古漕渠也大有参考作用。
历史记载寻踪觅迹
水坝既是灞河漕渠的拦水坝，那么这个漕渠是什么时代？是汉还是唐？秦建明结合历史文献对此问题做了分析。
灞交汇后的灞河下游至入渭处，全长约10公里。这一段河道可以分为上下游两段，下游河床宽阔，形成散流，上游河谷较窄，河床稳定，利于修建桥梁堤坝。据历史文献记载，其上游正处于汉长安城的正东，是汉长安东出大道的必经之地与汉代漕渠的所在地。这一带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地区，自近年灞河东岸发现汉代木箱类水上建筑后，更是引起考古学者的关注。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曰“霸水又北，会两川。又北，故渠右出焉。”也就是说，汉代的故渠，就是从灞交汇处的下游向东引出。那么，这处古坝应当就是引灞水东出的拦河坝。
《水经注·渭水》提到从灞之交的灞河下游，出现了两道渠，上游右出的是“故渠”。向北下游过灞桥则是绝灞水的“漕渠”。两者是怎么一回事？新发现的水坝又是哪一渠的拦水坝？原来，郦道元所记确有两道渠，皆与灞水相通，上游者曰“故渠”，下游者曰“漕渠”，其称漕渠是“汉大司农郑当时所开也。以渭水难漕，命齐水工徐伯发卒穿渠引渭。其渠自昆明池南傍山原，东至于河。”此正是历史上著名的汉代漕渠。《水经注》所说，漕渠“东径霸城北。”而故渠则“东北径霸城县故城南。……故渠又东北，径刘更始冢西……又东北径新丰县，右合漕渠。”这一故渠是何时所为？史无记载。推测也许故渠是最初所开漕渠，后改至下游，此渠遂废，所以称“故渠”。“故渠”者，与当时的漕渠相对而言，老渠也。找到汉霸城，寻其南北二渠走向，即知此渠为谁。
秦建明指出，不管故渠或后建的漕渠，新发现的古坝必定是两渠中之一的水坝，可以借此参照确定灞桥的位置。如果本坝是上游故渠之拦水坝，则可以定出处于其下游之灞桥与漕渠之大致位置。如果本坝是下游漕渠之拦水坝，也可以定出其上游之灞桥与故渠之大致位置。
新发现水坝的位置应当不是唐代漕渠的位置。据《旧唐书·韦坚传》记载说，唐人在渭水上计划建一坝，同时也“截灞、水傍渭东注”，那么截灞二水则必然有二坝，不论汉或隋唐，引漕都要筑坝。因其要同时穿越灞，故必在上游灞未交汇处。所以，新发现的此坝是汉坝之可能性最大。
关中漕渠的上游其实非常复杂，自汉武帝首开漕渠后，历东汉魏晋，至北魏郦道元时，已经出现故渠与漕渠两处渠口。隋文帝再度开凿漕渠，其穿灞处不详，但因大兴城南移，很可能也将渠口南移。至唐开元年间韦坚开漕渠、截灞，处于上游，这已经是第四次大兴土木了。这些不同的渠口，下游都应当有壅水之坝，并有渠道向东伸延。隋唐灞桥处较灞之交的下游处高约20米，隋唐漕渠渠口高程与汉渠口水位之差较大，这样，隋唐渠道就不能直接运用汉旧渠，漕渠必须向下游（东）延伸一段距离后，方能与汉故渠合并。这样，汉唐两渠上游段应当有很长的并行渠道。
新发现具有深层意义
秦建明说，漕渠是以运输粮食为主要目的的人工运河，所以一般都要引水近城。汉代的漕渠是一条规模巨大的人工运河，始凿于汉武帝时期，穿沣越灞，东至潼关入河，号称长三百余里。汉漕渠除与之相关的华仓曾进行过考古发掘外，至今未曾进行正式考古调查。对于这一历史上著名的大型水利工程，渠线如何分布，如何穿越诸多南北向河流，如何取得水源与排沙，许多技术措施今人都一无所知。而汉灞桥则是汉都城东出的第一座大型桥梁，在中国古代桥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汉唐漕渠与汉代灞桥，都是中国历史上载入史册的重要工程，一直为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所重视。但如今这些遗迹历经沧桑，在各种人工自然扰动破坏之下，可能已经面目全非，探寻比较困难，所以至今尚未有相关的考古调查报告与确凿的发现。
因此，这处古坝的发现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它展示了一处古人构筑坝体的工程细节，连同前所发现的汉代沉箱木构建筑以及埽体工程，使今人对漕渠的附设构建和应用有了一定的认识基础，也为下一步探索汉灞桥与汉漕渠提供了重要线索。记者呼延思正
名词解释：埽，把树枝、秫秸、石头等用绳子捆紧做成的圆柱形的东西。从前用它保护堤岸防水冲刷。也指用许多埽做成的水工建筑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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