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日报报道近日，就继续深入反腐败的课题，《新民周刊》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邵道生。邵道生表示，中国已经比较好地克服了过去习惯使用的“运动式反腐”和“权力性反腐”的局限性，腐败分子已经进入了一个“开始受审的高峰期”。

　　20多年反腐遏制了大案要案高发率

　　邵道生认为，进入21世纪后，党内的腐败现象进入了“减缓、减速、减势的相持时期”，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向良性方向发展着。历史的发展机遇，使上世纪90年代中国获得了空前的大好发展，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由于利益的诱惑、权力失控、“家长制”复活和法制的滞后，腐败滋生有了土壤，腐败的主要表现开始从“商品流量领域的腐败”向“资本存量领域的腐败”，也就是向“权力资本腐败”的演变；如“国企改制中的腐败”、“农村的圈地运动中的腐败”、“城市拆迁运动中的腐败”、“大型建筑工程中的腐败”、股市中的“黑金操作中的腐败”和“金融领域腐败”，鉴于腐败的面大、量大、范畴广、危害严重，以及腐败的“层次高”，一下子使腐败活动进入了高峰期。应该说，十六大以后的反腐败斗争，主要是围绕着上述腐败高峰期已经“既成”的腐败现象而展开的，使腐败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

　　腐败分子已进入“开始受审的高峰期”

　　邵道生指出，在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下，整个社会依旧保持着反腐的高压态势，加强了反腐败的力度，开展了全方位的反腐败斗争，每年都查处了一批震惊社会的大案、要案，而且将相当一批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送上了法律审判台，从这一意义上说，腐败分子已经进入了一个“开始受审的高峰期”。根据反腐败斗争的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掀起一个又一个反腐风暴，如“审计风暴”、“环保风暴”、“反商业贿赂风暴”等等，为加强反腐败的高压态势，中国在加强国际反腐败合作方面，签订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有关双边或多边司法协助条约协定、双边或多边引渡条约、双边或多边移管被判刑人条约以及其他双边或多边国际公约。过去腐败分子是“捞了就跑，跑了就了”，如今“即便是跑了也是了不了”。

　　反腐形势仍然严峻任重而道远

　　邵道生强调，十六大以来，反腐败斗争成本居高不下，阻力相当严重，若用官方的语言来表述，当今的反腐败形势仍然“比较严峻”或“严峻”，反腐败仍然是任重而道远。因为，经过多年的“腐败的原始积累”，一些地区、部门、领域的腐败势力已经形成了“气候”，已经形成了以腐败利益为纽带的、能影响地方“政治生态”的“腐败利益共同体”，它们已经有“一定的力量”来与反腐败的健康力量进行斗争，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当前反腐败斗争处于“相持、胶着阶段”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