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派、原教旨主义者、种族主义者、新儒学派纷纷出场。可以肯定，这场争论将是2006年的一大思想事件……

　　电视剧《施琅大将军》一经播出，立即引发轩然大波，叫好声与批评声此起彼伏，顿时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随之网络上展开了一场关于“施琅究竟是民族英雄还是卖国贼？”的激烈争论。争论不仅关涉到对历史人物施琅的评价以及由此引发的民族主义问题，也直指现实中的台海关系中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所引发的“中华民族认同”问题。由此文化事件所引发的对民族主义的高度关注和深入思考，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

　　施琅生平简介：

　　施琅，字尊候，号琢公，福建晋江衙口人。生于天启元年(1621年)，卒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早年，他是郑芝龙的部将，顺治三年(1646年)随郑芝龙降清。不久又加入郑成功的抗清义旅，成为郑成功的得力助手、郑军的重要将领，积极参与海上起兵反清。后因微嫌与郑成功发生矛盾，终于酿成父、弟被成功诛杀的大戾，施琅再次降清。他先后担任副将、总兵、水师提督，参与清军对郑军的进攻和招抚。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率领清军渡海东征，一举攻克澎湖，招降台湾郑氏集团。他还针对当时清廷内部有人提出“宜迁其人，宜弃其地”的错误意见，上疏吁请清廷在台湾屯兵镇守、设府管理，力主保留台湾、守卫台湾。

　　历史是生长的，民族是建构的

　　陈明，哲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副研究员，《原道》主编，儒教研究中心秘书长。《施琅大将军》最早倡议者。

　　石勇，青年评论家。

　　记者：有许多人认为施琅是汉奸，您认为他是吗？为什么？

　　陈明：当然不是！说他是汉奸，无非是根据两点：1、他反对郑成功；2、他帮助康熙打败“明郑”政权。首先，他与郑氏家族的矛盾是私人性的，不能如此上纲上线；而郑氏后人，不仅不再有兴复之志也无反攻之力，甚至图谋分疆裂土，另立乾坤。不错，皇帝在古代中国相当程度代表着国家认同或者说在经验意义上是国家人通的象征，但理论上国家认同的标志是“社稷”，社稷坛是土地及其所产之物。皇帝与社稷显然不是并列的同一的概念，我们把公忠体国的士大夫叫做“社稷之臣”。其次，投奔清廷；这时的清廷已经全面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并且通过执政政绩和文化归化逐渐获得了自己的政权合法性，已经由一个“入侵者”转换成为“统治者”。这样一种历史事实是很难纳入某个逻辑架构定性的。

　　记者：厦门大学历史系罗耀九教授撰文指出：“有的论者为历史上的民族败类翻案，主观上也有为当前的政治服务的意图。”您是怎样看待他的这一论断的？或者说《施琅大将军》是因为公众对台海问题的关注，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把它作为一大卖点？

　　陈明：这位教授已经将施琅定性为民族败类，所以跟他讨论没什么意思。但是，他由此推断“为当前的政治服务的意图”，却应该说得明白一点，拿出证据，给出论证。我看他这是虚晃一枪，只是为了表达他个人对施琅的否定。这完全不成立。至于“为当前政治服务”本身，是个歧义性很强的说法。我的“影射”就是“为当前政治服务”，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毛泽东给秦始皇翻案、鲁迅给曹操翻案，各有其立场、根据。

　　记者：罗耀九教授同时也提到，“简单的历史类比方法不是科学的史学方法，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争论的问题不仅仅是剧本本身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历史观、史学方法的问题。您觉得对一个电视剧本的评价用科学的史学方法来作为评价标准，是否妥当？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了，您提出：“应该把施郑两家的恩怨跟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区分开来，把施琅的私德与收复台湾的事业区分开来，把康熙作为国家的代表者与满汉的冲突区分开来”，这是否就是您想通过这个剧本向公众传递的信息？您觉得对这些关系做出区分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陈明：剧本是不能传达这么复杂的意义的。书和剧本都与我无关，他们的主题我不是很清楚。我这里的这种区分是为了回应那些对施琅的攻击，因为还有些人扯到了岳飞等等。他们的思维架构太过简单。施琅做的无非是维护国家版图的完整，而这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是有利的。再补充一点，我在网上跟帖说，政权既已暂失，岂能再容金瓯永阙？为土地而战，并不意味着即是对政治道义性的放弃；二者不在同一层面。

　　记者：有人批评您“把历史主义与实用主义混为一谈，完全失去了站在华夏文明本位的立场原则。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是可鄙的。”有人甚至斥责您“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而我们看到您对此的回应是“

　　历史是生长的，民族是建构的，文化是开放的。”请问您怎么看待现在网络上对您的这些批评？能否详细解释一下您所说“历史是生长的，民族是建构的，文化是开放的”的用意。

　　陈明：我说历史是生长的，是指那是一个人际、族际间生命力和利益的消长博弈的过程，就像树木发育江河流淌，随形成势随物赋形，没有什么一定之规。民族是建构的，是指在前一基础上，民族的血缘规定性是既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在二者间维持必要的张力：一方面承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智慧，一方面汉族的血缘纯粹性最低的事实也必须承认尊重并以肯定接受的胸怀处之。文化是开放的则以前面这两点为基础，儒家学说具有强烈的“情境主义”特征，即它总是就事论事，而慎做全称判断。它有时强调血缘如称道管仲，有时强调文化如夷狄而进于礼乐则中国之，这就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时之义大矣哉，我们应该“法圣人之所以为法”，与时俱进。

　　记者：有关《施》剧的讨论不断升温，有评论认为对施琅这个历史人物的争论凸现了中国在建构民族主义国家过程中的困惑，比如著名儒学学者蒋庆先生所谈到的我们要不要给少数民族政权历史的合法性问题。您认为这是造成此次争论的根本原因吗？

　　陈明：少数民族政权的合法性，在今天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但在当时，两族相争，各为其主也是应该肯定可以理解的。这实际具有某种自然正义的性质，违背它是不合人性的。所以，岳飞永远受崇敬，秦桧永远遭唾弃！至于在特定情景下淡化或凸显对某些具体历史人物的宣传，不过是为了淡化或凸显某些特定的历史记忆以求取某种较好的现实效用，而并不意味着对人物评价标准或尺度的改变。因为不同的记忆投影到现实中来影响作用是不同的，我们在经验中所听到的历史故事时常变化，它的后面有某种原则和智慧在。

　　石勇：在这场争论中，我们需要警惕两种倾向：一是凸显大汉族主义，这既荒唐，也毫无逻辑，因为汉并不是种族，而是文化民族。还有一种就是，故意混淆民族融合的趋势，将它的结果合理化的同时也将它的原因及原初过程合理化，这样蒙元满清的屠杀就是国家统一了，这相当荒唐。陈明犯的是逻辑错误，而不是他个人有什么问题。

　　陈明：这里我没犯逻辑错误：初始时是屠杀和侵略者，后来成为融合和统治者，换言之，满清入关直到完全融合为五族共和的一分子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应该理解为一个在时空坐标中逐渐发生变化的过程。如果这一点可以成立，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事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哪些东西可以作为变化的尺度和标志？我个人认为，博学鸿词科的创设以及黄宗羲不反对其弟子参加科举考试就可以作为标志，而满清的执政绩效和对传统的认同程度则是衡量的尺度了。

　　石勇：这里还有一个背景，近年来屡次美化汉奸，贬损民族英雄。人们早不爽了。我所知的美化汉奸事例有：一、朱健国当年在其《不与水合作》一书中美化吴三桂，说他和孔子一样，都是“国际主义者”，正是吴带清兵入关使关内关外成了中国等。这个没产生多少影响，毕竟只是无聊文人的表演。二、去年还是前年官方历史教科书好像是要取消岳飞民族英雄称号的激烈争论，这个我记得不太清楚，好像确有其事。三、很多文人美化胡兰成等汉奸的行为，这些在“文学界”好像还闹过一阵子。四、去年，秦桧“站起来了”，引发激烈争论。还有一些，我不太清楚。这些就是容易引起反弹的“背景”。

　　记者：我们应该如何去定义“汉奸”？再如，就史载，施琅反郑降清，如果从狭义去理解，他确实是“汉奸”，但是是否能由此就说他是卖国贼？

　　陈明：有人说汉奸一词的后面隐含着民族主义。我想，如果把汉奸看作是民族主义话语的话，那么这个民族主义不仅正当必要，而且事实上也是普遍的。它是一种人的存在的自然状态，伦理上是中性的，每一个文化都是在我族中心的心态和预设下建立起来的。西方的普遍主义话语不管是善意还是欺骗，都是基于其作为当代世界事实上的主宰者这一事实。只有弱势群体才需要强调自己的“自性”，因为强势的“自性”不仅不成问题而且常常被“普遍化”。

　　陈明：当时的台湾主政者虽然有继承明朝礼乐衣冠的情感，但是政治上也已怀另立乾坤之心。同时，从情势分析，也绝无反攻大陆之可能。所以，某种程度上，如果不收复，它就可能真正成为另一个国家，而这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来说，客观上是不利的。土地的重要性某种意义上超过文化，因为它是安身立命的物质前提，文化则是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创造出来的。目前那些文化决定论者根本看不到这点，还拿以色列人的漂泊做例证，十分可笑。政治可以慢慢改造，土地可是一去难回！顺便说一句，台独分子都很讨厌施琅！

　　陈明：对施琅的肯定是即用见体理论的实际运用。简单地说，即用见体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只是动议拍施琅，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人出来汹然作势。但现在围绕《施琅大将军》展开的论战已经成为一个当代思想交锋的事件，自由派、原教旨主义者、种族主义者纷纷出场，各方的理论资源、思维方法、价值立场以及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都隐约可辨，适当的时候我会做些解剖工作的。

　　(摘自陈明就《施琅大将军》电视剧答《新快报》记者问之一之二)

　　正方：统台英雄

　　施琅降清与统台是两件事

　　(一)施琅降清该作如何评价，在明王朝以及它的坚定遗民看来，施琅肯定是贰臣。但是，有一点必须肯定，因为这是事实，即：明王朝当时已经完全不能正德利用厚生而丧失了政治合法性，而清王朝无论如何都强于明王朝，并逐步建立政治合法性。因此，施琅是不是贰臣乃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集团的评价体系做出的不同评价。

　　(二)由于清朝已经建立了合法性，成为了中华之正统，所以，施琅统台已经不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斗争，而是解决国家分裂的问题，即统一问题也即解决领土完整的问题。当贰臣问题与统一问题同时发生，二者发生冲突时，贰臣问题让位于统一问题，统一问题优先于贰臣问题。而在史实上，施琅降清与施琅统台乃是先后发生的两件事情，故二者没有冲突。因此，根本不能用对施琅降清的评价来评价施琅统台，也不能用对施琅统台的评价来评价施琅降清。

　　(三)因此，不论施琅是不是贰臣，施琅都是英雄。是不是需要在“英雄”前面加上“民族”，这里可以不讨论，我采用另一个更基于事实的评价———施琅是统一祖国的英雄或者施琅是统一台湾的英雄。既然施琅是统一祖国的英雄或者施琅是统一台湾的英雄，那么，施琅就是英雄。

　　(节选自《施琅就是英雄三论》　邓曦泽　武汉大学博士生)

　　种族之争是最为无聊之事

　　种族之争，汉族与满族，或者其它民族的争斗。这该是历史悠久，但我以为这是最为无聊之事。如果将民族主义分为三层，那么以血缘为界限的民族主义可谓最低的层次，远远不如以政治为界限的民族主义与以文化为界限的民族主义功力深厚。不过血缘民族主义一直很有市场，或许是因为它的直观，很容易激荡人心的好恶。

　　施琅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就是收复台湾：论身份，那是他的故土，引狼入室，不忠不孝；论势力，清朝强而台湾弱，恃强凌弱，不仁不义。因为这一常识性的罪过，施琅蒙受何等汹涌的骂名，都在想象之中。因此，后人若企图以施琅为榜样，来张扬领土与主权完整的大义，可谓不智，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为什么这样说呢？用民族主义来诠释施琅的行为，恐怕无法得以完满的合拢———与其说这是施琅自身的分裂，不如说是民族主义自身的分裂。从血缘民族主义上讲，施琅背叛了所归属的民族；从政治民族主义上讲，施琅因维护领土与主权的完整而成为效忠者：在这里，民族主义出现了内耗的危机。自顾尚且不暇，何能及于他人？

　　(节选自《施琅与民族主义》　羽戈　自由撰稿人)

　　反方：叛国汉奸

　　正直的人们不赞赏投降行为

　　人们对于古代的爱国主义有一种糊涂的观念，甚至带有虚无主义倾向，这就是试图否定古代史上的民族英雄与爱国主义者，更有甚者还试图肯定历史上的卖国贼出卖主权与领土、分裂祖国的罪恶行为，把民族叛徒说成是促进民族大融合的英雄。

　　清康熙帝利用施琅征伐汉族郑氏政权是民族战争的继续，现在台湾回归祖国是人民解放事业的继续；前者仍然是明清两个帝国的对抗，后者是反对分裂祖国的斗争，纯粹是国内的政治问题。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人们对于近现代史上反对外国殖民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容易理解，没有不同的看法，而对于古代的爱国主义却有一种糊涂的观念，甚至带有虚无主义倾向，这就是试图否定古代史上的民族英雄与爱国主义者，更有甚者还试图肯定历史上的卖国贼出卖主权与领土、分裂祖国的罪恶行为，把民族叛徒说成是促进民族大融合的英雄。这种论点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历史主义的观念。

　　明末的叛将施琅，借荷兰水军攻击郑成功，曾受到郑成功最严厉的惩罚，可是却有人把他颠倒为可与郑成功媲美的英雄。固然，爱国与卖国并非以对一家一姓忠诚与否为标准，但是，正直的人们从来不赞赏在国家被侵略、民族受凌辱之时的变节投降行为。满清消灭明朝的战争并非是一场单纯的改朝换代的国内战争。在长期斗争中，民族与国家的立场是很鲜明的，我们不应该以今天的国家观念加给明末清初的人民，那个时代的国家、民族观念鼓舞着史可法、阎应元等不畏强敌，困守孤城，阻挡清军铁蹄南下。他们那种不计个人利害安危、为国殉职的崇高形象，永远为中华民族子孙所敬仰。今人对待历史，只能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而无权去改变历史的事实，即使是利用文艺形式去篡改历史、蒙蔽群众也是不能允许的。

　　当然，有的论者为历史上的民族败类翻案，主观上也有为当前的政治服务的意图。例如歌颂郑成功的叛将施琅，便含有这样的用意，他们的意图也许无可非议，然而却达不到目的。因为简单的历史类比方法不是科学的史学方法，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清康熙帝利用施琅征伐汉族郑氏政权是民族战争的继续，现在台湾回归祖国是人民解放事业的继续；前者仍然是明清两个帝国的对抗，后者是反对分裂祖国的斗争，纯粹是国内的政治问题。二者仅仅是形式类似，性质截然不同，绝对不能相提并论。把本质不同的历史事件牵强附会地硬扯在一起做类比，实际上是否定了历史是一门科学。

　　(《施琅收台是民族战争的继续》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罗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