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0年之后，我国财经媒体走过了一个从幼稚到发育发展，逐步演进升级的过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的荣辱观，也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逐步演进和发展。

　　我国财经媒体可分为四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媒体主要以向企业提供营销信息为主，社会价值判断的功能并不突出。在第二阶段，以宣传股份制改革和启蒙证券投资为主。具有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指定资格的证券类报刊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在第三阶段，以批判性公司报道为主，媒体更强调报道的独立性，试图避免在报道上与企业直接合作。互联网兴起，分离了纸介媒体的部分资源，也丰富了财经媒体的品类和传播渠道。在第四阶段，即2002年上半年至今的阶段，媒体以更全面、更深入为报道诉求，并且，普遍地将时政报道、人文社会关怀引入到报道之中。

　　我国财经媒体从一面世起，就自发地承担起塑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的功能。由于我国缺失市场经济文化的传统，形成市场经济文化和“经济人”的荣辱观的过程，也必然是曲折的和反复的。这直接体现在不同阶段的财经媒体的报道、评论之中。

　　第一是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许多财经媒体把普通工薪阶层读者划在线外，着力吸引高收入阶层的阅读兴趣。如果这作为某个特定媒体的定位策略，未尝不可，但是，太多的媒体将其作为追求目标，则是价值观紊乱的表现。反观美国《华尔街日报》的创办者，把储户作为自己的读者群，同时，还曾经推出专门的学校教育版。

　　我国经济社会仍处于转型过程之中，市场机制还有待完善，法治法规还需要加强，市场经济文化还需要培育。财经媒体与一般媒体的最大不同，就是更需要贯彻法治精神和专业精神，报道、分析既要符合实际情况，防止误导，也要弘扬公平、守信、文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

　　是缩小读者群，画地为牢，还是扩大读者群，为他们提供切实的服务，既是战略考量问题，也是荣辱观问题。

　　第二是如何履行媒体的监督职能。监督政府部门的行为，监督所有市场参与者的行为，维护市场公正公平运行，是我国新兴财经媒体的基本职能之一。

　　迄今为止，严肃的监督报道仍然不够普遍。一些监督性报道停留在传统道义层面，缺乏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运营流程的专业把握，距离市场实际太远。一些媒体缺乏调研实力，只是做“皮毛监督”。甚至，有一些媒体违背基本的市场经济原则和规律，其所谓的监督报道给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带来破坏作用。

　　优秀的财经媒体，应当以依法监督、严肃监督为荣，以乱发评论、干扰和破坏市场经济运行为耻。

　　第三是宣扬什么样的公平观、财富观。以“公平、公正、公开”为核心内容的“三公”原则，从证券行业开始，逐步引入人们的经济生活。但在实践中，“三公”原则一直受到挑战，并且，由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公平观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观存在一些冲突，理论上还存在缺失，公平标准问题至今仍未完全解决。

　　当然，经过十几年的实践，人们对结果公平与程序公平的认识已经逐步取得一致。媒体在代言过程中，是以单纯强调结果公平为荣，还是以引导人们认识和接受程序公平为荣，直接影响着社会观念和市场经济文化的塑造。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如何对待财富。一个人、一个企业的创富行为是否侵害了他人利益，应当以法律、法规和以及市场经济的惯例来衡量，而不是以创富者的财富多寡来衡量。在新闻实践中，无论是宣扬暴富，还是宣扬仇富，都是存在的。把一个人财富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先进与否的标准，并不罕见。

　　关于财富观，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曾经指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正确的财富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荣辱观的重要基础之一。

　　第四是如何看待体制变革问题。在财经媒体发展历史上，特别是在第三和第四个阶段，一些报道对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阶段性认识不足，忽略、漠视甚至否定改革的历史，不考虑具体环境具体阶段具体情况，单纯宣扬与国际接轨，盲目宣扬所谓的完美路径，在舆论上造成混乱。

　　解决好中国的体制变革问题，只有实事求是一个标准，只有改革一条路。以尊重历史、尊重现实为荣，以推动体制稳步健康变革为荣，以割断历史、脱离现实的盲目报道为耻，既是形成良性改革舆论氛围的思想基础，也应成为财经媒体提高质量、赢得读者、获得长远发展的实践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