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护士长的妻子先后两次将精神正常的丈夫送往精神病院“治疗”13天案日前尘埃落定——市一中院终审认定，强制收治正常人到精神病院的参与者统统构成侵权。

　　案情回放

　　医院强制带走“患者”

　　姜某退休前系嘉陵医院一名护士长。2002年3月25日和4月4日，姜以丈夫情绪不稳、有毁物、纵火、想自杀为由，分别到重庆医科大学附一院、嘉陵医院和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以下称卫生中心)代丈夫求医。同年4月17日，姜致电卫生中心要求让丈夫张伯明入院治疗。当晚8时许，该中心派员前往张家，以张所在单位财务科长有经济问题、需要他协助调查为借口，将其带到该中心住院治疗。同月26日，该中心在张多次要求下准许回家休息。同年5月19日，该中心再次接到姜的电话，称张病情恶化。当晚，张再次被中心接走。同月21日，应张兄妹要求，医院同意张出院。

　　同年12月，张伯明通过沙区法院判决和妻子离婚。离婚后，张以侵犯名誉权为由状告前妻、卫生中心和提供自己患有精神病病历的嘉陵医院。庭审中，张与卫生中心庭外调解，由该中心赔偿5000元。随后，张以人身自由权损害赔偿纠纷，又将嘉陵工业有限公司(嘉陵医院是其所属，该院不具独立法人资格)、前妻、卫生中心告上法庭，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5万元。

　　卫生中心

　　未尽高度注意义务

　　尽管张伯明向法庭提交了重庆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中心在2002年9月26日作出的“有民事行为能力”鉴定结论，但法院为了查清张是否有精神病，委托四川西南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结论为张在2002年2至4月有情绪不稳定和毁物行为，但尚不足以认定其在2002年4月无民事行为能力，目前被鉴定人张伯明有民事行为能力。为此，法院认为张未患有属于强制收治的精神病。

　　法院认为，精神医疗机构在强制收治病人时应尽到高度注意义务，应分清被收治人是否患有应当强制收治的精神病，对于无病之人和未达到强制收治条件的，不得无故收治。卫生中心作为精神病专科医院，具备比一般人更强的专业知识，但在强制收治张伯明时，没有进行基本观察和了解，仅凭姜单独陈述和嘉陵医院、重医附一院的不确定病史记录就两次将张强制收治。该行为违反基本职责要求，应负主要责任。

　　按照50%责任划分，该中心应当赔偿2.5万元，但因双方已达成调解，该中心不再重复赔偿。

　　当事人前妻

　　举证不力要负次责

　　法院认为，姜某当时作为张伯明的妻子，虽然怀疑丈夫患精神病，但在没有确诊的情况下要求卫生中心强制收治，显然不妥。她单独向医疗机构反映张“长期有毁物、伤人、想自杀”的情况，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属举证不力。为此，应认定其向医院反映情况不实，该不实反映导致卫生中心违法收治，存在较大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

　　按照责任比例，姜被判赔偿1.5万元。

　　嘉陵医院

　　违规写病历有过错

　　虽然嘉陵医院在法庭上用张伯明的病历证明他曾到此就诊，但法院认为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张到该院亲自就诊，为此认定该病历是该院应姜某的单方要求后书写的，该行为违反了病历书写管理规定，存在过错。虽然该病历不是强制收治的主要原因，但其中记录了张精神异常状况，为卫生中心对张患有精神病的确认产生一定可信度，并创造条件，应承担20%的责任，赔偿1万元。由于该院的法人单位是嘉陵工业有限公司，所以判决嘉陵公司埋单。

　　一审判决后，嘉陵公司以不构成侵权为由上诉到市一中院。张伯明在上周五接到该院“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专家呼吁:

　　强制收治应予立法

　　一审承办法官表示，强制收治精神病人至今仍是法律空白。为此，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韦锋称，不管是否有法律规定，精神病治疗机构在收治前都应进行诊断，如果为了找钱而乱收治，就是医德医风问题，当然构成侵权。

　　针对一些应当强制收治而因穷困等原因没有收治的，或者流浪街头又可能危及其他人身和社会安全的精神病患者，韦锋提出需要出台相应的地方性法规和国家法律，规范强制收治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