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翼而飞厚积短发小往大来的交换张奕姿

　　“什么是至高的幸福？孟子的答案是：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天伦与良知表面上平淡无奇，其实正是生命的最大奇迹。”

　　这是一条短信，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乾元国学教室近日刚刚运行的国学短信版。

　　去年冬天，乾元国学教室开课，各地企业家不惜每月“打飞的”赶到北大，吸取国学精粹。最近，乾元国学教室又推出了“手机国学课”。每天一条短信，接受一次国学滋养，每月收费10元。短信中不仅有“经史子集”中的精髓，还会有国学大师们的剖析解释。用短信教授国学对大多数爱好国学的人来说，还是一件新鲜事。

　　“随时报名天天开课”日积月累能找到感觉

　　乾元国学教室负责人，北大哲学系冀建中教授对记者说，一个教室的容量总是要受到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再有，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和经济实力到教室里亲听老师的讲课。而短信却可以随时报名，天天开课。“真让国学里充满智慧和有生命力的东西能传播到全社会需要借助很强的技术手段，我们就想到了短信。但大家达到共同理念的认同，也需要经过一个过程。刚开始时，短信的风格应该是什么样子，大家并没有一个现成的模式。最初写了一些知识性比较强的，后来我们发现人们更喜欢中国传统智慧中更能贴近生活的。人们读了以后会会心一笑，这样就要求很高了。既要贴近生活，又要适合短信这种表达形式。短信不仅仅要传达知识，更要能变成我们生活的智慧。”

　　在短信发送的顺序编排上，乾元国学教室不追求教室授课的系统。冀建中教授说，在顺序上不安排先读完《论语》再《孟子》这样按顺序进行，而是国学经典穿插教学。“毕竟短信不是课堂，这样活泼一些，希望大家能通过常年的日积月累找到感觉。”在短信的形式上有三方面的要求，既要出现经典，也要出现经典的出处和意义。北大哲学系汤一介教授说：“现在国学走出了象牙塔。企业家也开始学国学，中小学幼儿园开设读经课，用短信来推广国学对国学的普及有重要意义。”

　　有兴趣才能得到普及短信里汲取为人之道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外。《中庸》在此提点我们，不要总是生活在别处，而要活在自己的当下。比如攀比，其实是在用别人的生活来支配自己。”

　　“庄子说：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如果相濡以沫表现的是亲密无间的热爱，后者就是给对方空间、各适其所的冷爱。距离产生美，这对爱也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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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两条流淌着古人智慧的国学短信。读国学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还要汲取为人处世的道理。但大多数人平时忙起来没有时间去翻四书五经，而一天一条充满哲理和智慧的短信，刚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在3年的时间里，共能收到6万多字，慢慢形成习惯，每天都在调节读者的身心。“我们要求编写短信的老师要引起大家的兴趣，”冀建中教授说，“没有兴趣的东西很难得到普及。短信要有敏锐的时代感，相对每个人关心的问题有一个碰撞。人们对一些事情的理解，往往都有局限性的一面，希望能通过国学进行拓展。比如我们选了金刚经里的一句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执著是一个人内心最顽固的枷锁，少些计较就能让心解放，自由地发挥它的效果，这样你的心才会得到一个自由的飞翔。这样一句话对年轻人也好，中年人也好，有了工作成就也好，刚步入社会也好，还是会有一些收益的。”

　　定级教授参与编写突破时空高度浓缩

　　参与短信编辑的，有汤一介、于敦康、楼宇烈、李中华、赵敦华、朱良志、冀建中、杨立华等十余位乾元国学教室的国学顶级教授。乾元国学教室介绍，国学短信版的核心是把国学智慧和短信传播方式结合起来，有三个特点：无翼而飞。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学习国学更加便利和自由。学习者不必在固定的时间里来到固定的教室，这对那些无法主宰自己时间的人来说尤其适合；厚积短发。高度浓缩精练的内容，个性化的解读方式，将古代经典最精髓的内容以最精练的方式带给读者；小往大来的交换。很小的支出换来一个月的短信国学。每天固定收到一条，读者收获心灵的滋养和智慧的快乐。

　　走出象牙塔商业运作挑战“将学问通俗化”

　　国学短信版既是文化的传播，也是乾元国学教室一次和市场接轨的全新尝试。冀建中教授说，知识本来就是要滋养社会的，否则学术是没有生命力的。它不应该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应该是全社会共同享用的东西，这才是教育者应该完成的任务。“当然也需要有少数人在象牙塔里做学问，但这只是学术的一个方面。中国正处在文化建设阶段，而文化建设不是少数人的事，而是全民族的事。我们要做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事业，让每个中国人，都用自己的文化作为生存的根底。那就要让全社会都来呼应。”

　　冀教授说，“一直有一些学者在对我们提出一些批评，觉得我们在糟蹋学术，用尽商业机会，我们不太理会，我们心里清楚我们做的是什么。文化就是大家享用的，在市场社会就会有一个商业的运作，不可能用其他方式。如果在这里能找到好的结合点就是智慧的表现。好的理念，最终要通过具体的现代技术和商业运作来实现。有人觉得通俗就是庸俗或者平庸，其实不是，要把学问通俗化是很难的事。这对我们每个学者是个挑战，而我们愿意接受这种挑战。”本版撰文新报记者张奕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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