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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珈山的日本樱花，记载了武汉大学与日本国数十年的恩怨。最初，二者的关系本是非常友好的，早在自强学堂时期，学校就设置了日文科，聘请的外籍教员中日本人最多，还派遣了大量学生赴日本留学深造。不少自强（方言）学堂的学子，在日本接受了来自西方的先进政治思想的熏陶和影响，回国以后便直接参与了埋葬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武昌高师时期，学校合同制和课程设置等均仿自日本，这些先进的教育体制，对武大的发展曾经起到过不小的作用。
然而，这一友好关系，却被日本军阀妄图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击得粉碎。1931年，日寇在中国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武大师生群情激愤，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校务委员会当即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外交部，呼吁“研究巩固东省国防办法”，敦请国联依照公约对日实行经济绝交，并采取共同军事行动制裁侵略者日本。武大校长亦通电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校长，倡议组建国际宣传机关，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0月2日，武大全体学生在校园集会，在全国率先成立“抗日救国会”，决定发行反日刊物，联合武汉各校共同抵制日货，组织抗日“义勇军”，还通电全国，倡议成立全国学生抗日救亡组织。10月5日，武大500多名学生齐集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请愿，要求对日宣战，发给学生枪械，准备武装抗日。12月6日，武大学生代表150人组成请愿团奔赴南京。8日，武大请愿团同中央大学、北平大学学生一起举行联合总示威。9日，武大请愿团返汉，筹组武汉抗日救亡总示威。另外，“国立武汉大学抗敌后援会”还捐款捐物，援助马占山将军领导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张学良来到武大，迎接他的是唾沫、洗脚水，还有那个“不抵抗将军”名号的馈赠。为请蒋介石出兵抗日，武大的吴其昌教授还亲率家人前往南京哭陵，至今传为爱国佳话。
面对武大广大爱国学生掀起的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王世杰校长一面对“主张即时离校做参战工作或政治工作”的学生不加阻止，一面又强调指出：“学校是延续民族精神生命的工具。国难愈严重，我们愈应使这种机关的工作增加它的效率，至少务必使它不致减少它的效率。……离校工作虽然不是学校能强阻的事体，在校一日都得尊重学校的一切秩序。”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武大学生李锐、刘西尧等高举抗日大旗，率队游行三镇，露宿街头；稍后，“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正式成立，并举行罢课。对此，王星拱校长极力奉劝学生“以学术救国”。1937年秋，武大学生又成立了“抗日问题研究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热情宣传抗战。
在1938年的“武汉抗战”期间，武大西迁四川乐山，武大珞珈山校园便成为国民政府领导全国抗战的军事指挥中枢，蒋介石、宋美龄寓居半山庐，周恩来、邓颖超、郭沫若下榻“十八栋”，他们在此领导军民抗日，会见外国友人，向全世界传达中华民族的抗战决心。蒋介石在珞珈山设立了国民党高级军官训练团，并亲任团长，检阅军官；还不顾个人安危，在珞珈山上亲自观看中国空军英勇抗击日寇的激烈空战。在民族危亡关头，许多武大学子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有的为国捐躯，战死疆场。武大师生研制的防毒面具、手榴弹等一批批运往前线。师生勒紧裤带、省吃俭用捐款捐物，一车车送往抗战部队。经过8年的艰苦斗争和漫长等待，武大师生终于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但是，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武汉大学也蒙受了巨大而惨重的损失：刚刚筹建的农学院被迫撤销，师生星散，实验室被拆，农学院大楼被迫停工，原来规划的“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的学科建设被迫中断和延迟，建设综合大学的理想遭受巨创；学校人员、图书、仪器设备、科研手稿遭受轰炸，许多教授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科研项目被迫中断，学科发展被迫停顿；广大师生被迫流离迁徙，千余名学生挤在乐山的破庙祠堂茅舍中上课，师生贫病交加，死伤无数；校园建设被迫中断，珞珈山校舍内部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总之，千年易过，日寇的罪孽难消！
战后，一些有良知的日本人，开始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对他们的国家和民族给武汉大学造成的损失努力进行某种程度上的“补偿”。1946年2月，日俘田野秀荣，将所藏之4万余册中日书籍，全部捐赠给武大。1947年10月，日本著名的岩波书店，首次向武大捐赠图书196册。此后，岩波书店每年都向武大捐赠新版图书，即使在“文革”期间，也从未间断。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奉王星拱校长之命留守武大的汤商皓等人护校保产的壮举。汤先生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噫！予毕业武大，返校任教，受命于危难之际，留汉护校，三年苦守，校舍无恙，幸未辱命。夫以当时数百万国防军，犹不克抗阻顽寇，而纷纷损兵失土。而予与数同仁，皆手无寸铁之文弱书生，尚克冒险犯难，与寇酋数度周旋，完成此一艰巨之任务，未负学校当局之苦心。其间日妇铃木嫁夫随夫，颇明大义，协助护校良多，似亦不无功劳。忆在台湾时，1952年武大校友在台组织同学会，初开成立大会时，由予报告当时护校‘史实’，经予如上陈词后，咸深感动。承老校长王世杰及总务长熊国藻诸师长面慰有加，同学百余人鼓掌者再，以示慰劳。然俱往矣！
“阔别数十年之旧地重游，亲友欢聚，抚今追昔，曷胜感怀。……所幸予曾守护之校舍益见壮丽，珞珈东湖愈觉明艳，尤以弦歌大振。……加以校区树木葱郁，昔日幼枝，今成干材，令人更深故国乔木之思，殊感激校当局培植之功绩。其中敌酋所植之樱木，树本无辜，亦欣欣向荣，绿叶成荫，惟花已过时谢矣。上月东游Washington D.C.，见白宫前亦樱木成林，可知景物无分国界也。”
诚然，“树本无辜”，“景物无分国界也”。1946年武大复员珞珈山后，广大师生看到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陌生花木，虽国仇校恨犹历历在目，但却并未对其加以伐挞，而是选择了与这些美丽的“国耻花”为伴。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樱花虽然的确是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上耀武扬威的产物，但它本身是无罪的；人们之所以会欣赏它，喜欢它，完全是因为它自身的美丽。对樱花的喜爱和对日寇侵华暴行的愤恨，根本就是两回事；单纯的艺术欣赏和民族仇恨的情绪，实在不应强扯在一起。类似的例子，近如青岛中山公园的樱花，亦是在1915年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后种下的，但自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主权后，青岛市民每年都要去赏樱，形成了一年一度的春季游园盛会——樱花会，并一直延续至今。1924年以后，此景甚至还以“东园花海”之誉，被列为“青岛十景”之一。近年来，前往青岛中山公园“樱花会”赏花的海内外游客和市民，每年都在百万人次以上；远如身为“世界三大樱花之都”之一的美国首都华盛顿。自从1912年日本人送了美国1870株樱花树的大礼，樱花树便在华盛顿扎根开花，让这座城市成了世界上除了日本之外，樱花树最多、最具规模的地方。每年3月下旬到4月上旬，华盛顿都要举行樱花节（National Cherry Blossom Festival），以纪念日本樱花被引入美国。虽然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激起了美国举国上下对这个“如此卑劣的民族”（美国总统罗斯福语）的强烈愤怒，导致两国在太平洋战场上兵戎相见，但美国人并未因此而迁怒于从日本引进的这些樱花，而是照样过他的樱花节，并且还不断扩大华盛顿地区樱花栽植的范围，美国农业部下属的美国农业研究院（ARS），还不断培育新的樱花品种，来满足公众的需求。由此可见，不管是中华民族，还是美利坚民族，在他们的民族文化心理中，都存在着一种宽容的心态和博大的胸怀。既然“白宫前亦樱木成林”，我们又何必对武大珞珈山的樱花耿耿于怀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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