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文化遗产日”踏上梁思成之路

　　中国首个“文化遗产日”以纪念梁思成为开启，其中意味绵长令人深思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军

　　3月29日上午，国内四十多位文物界、建筑界学者步入四川李庄一处普通的农舍——中国营造学社旧址，开始重走六十多年前梁思成四川古建筑调查之路时，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正在北京中南海宣读他的报告。

　　在温家宝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单霁翔报请通过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下简称“‘国保’单位”）名单。消息迅速传来：1081个推荐名单全部顺利通过，规模之大前所未有，接近前五批“国保”单位的总数。被通过的名单中，包括了编号为1047号的中国营造学社旧址。

　　“这太了不起啦，”赶赴李庄参加这次“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活动的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欣喜不已，“可以告慰梁思成先生了！”

　　建筑学家梁思成在抗日战争时期，与他领导的古建筑研究民间机构——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在李庄忍饥挨饿支撑了6年学术生涯，以抱病之躯完成中国的第一部建筑史稿——《中国建筑史》。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梁思成以一位悲剧人物的形象被人提起。上世纪50年代，他提出整体保护北京古城，保存北京城墙、牌楼等古建筑的建议均未能成功。

　　1972年梁思成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34年后的今天，对他的纪念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被国家文物局列为迎接6月10日中国首个“文化遗产日”的第一个大型活动。

　　“当年梁思成先生曾说，50年后历史将证明他是正确的。现在50年已经过去了，我们已能给出肯定的回答。”4月1日，单霁翔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作出明确的表示。

　　国难之日的文化坚守

　　由国家文物局和四川省人民政府支持，中国文物研究所、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主办的这次活动，五日内行程1000多公里，以四川宜宾的李庄为起点，先后到达夹江、峨眉山、乐山、新津、梓潼、成都，对梁思成及其中国营造学社同仁1939年9月至1940年2月在西南地区调查的部分文化遗产作了考察。

　　抵达李庄的前夜，一行人在宜宾聆听了梁思成的学生、清华大学教授楼庆西作的梁思成学术思想报告。

　　楼庆西讲述了梁思成1937年北平沦陷后拒作亡国奴、举家南迁的往事。在长沙，梁思成全家在日寇大轰炸中险些丧命；在湘西新晃，夫人林徽因肺病复发一卧不起；1939年抵昆明后，在吃饭都很困难的情况下，他与营造学社同仁重整旗鼓长途奔波，调查了云南16个县、川康37个县的建筑古迹。

　　“林徽因病成那样，梁先生自己脊椎间软组织硬化，也病得不轻，有多所美国大学请他去，同时带上林徽因，可以治病。可梁先生当时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这个选择当然付出了代价”，楼庆西说，“后来梁思成对他的家人讲，‘我当然知道这个决定付出的代价，我不能不感谢徽因，她以伟大的自我牺牲来支持我的这个选择。不，她并不是支持我，这也是她自己的选择。后来有朋友责备我，说我的选择，使徽因过早地去世了，我无言以答，但是我们都没有后悔’。”

　　在李庄的这处农舍紧临东逝的长江，1944年日寇攻占贵州独山，战时陪都重庆危在旦夕。儿子梁从诫问母亲林徽因日寇要是打进四川来怎么办，林徽因说，真要到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中国念书人还有一条后路，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

　　“当时他们年纪都不大，就累得一身的病。”率队前往李庄的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感叹道，“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光搞理论不去实践是不行的。梁思成一身的病是累出来的，林徽因的病也是累出来的。他们在李庄整理出来的都是不朽的著作啊，那正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停止工作。”

　　来到李庄时，梁思成、林徽因都不到40岁。与中国营造学社同时从昆明迁来的，还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同济大学、金陵大学文学研究院等学术和教育机构。

　　国难当头之日在这里守卫着中国学术命脉的，还有傅斯年、陶孟和、李济、董作宾、童第周、梁思永（考古学家、梁思成之弟）、夏鼐等一大批各门学科的学者。

　　“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于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1942年11月，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访问李庄时深受触动，“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

　　炮火声中的遗产清单

　　83岁的罗哲文是中国营造学社目前在世的两位成员之一，另一位是以明代家具研究闻名于世的文物学家王世襄，他年逾九旬未能前来。

　　罗哲文手捧一卷《中国营造学社汇刊》走进李庄农舍内的梁思成工作间。1944年10月印出的这卷汇刊，是那段岁月里学社同仁的心血结晶，用的是当地的土纸，采用的是原始的石印技术。

　　汇刊卷首印有梁思成的一篇文章《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有言曰，“研究中国建筑可以说是逆时代的工作。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的摧残”，“主要城市今日已拆改逾半，芜杂可哂，充满非艺术之建筑。纯中国式之秀美或壮伟的旧市容，或破坏无遗，或仅余大略，市民毫不觉可惜。雄峙已数百年的古建筑，充沛艺术特殊趣味的街市，为一民族文化之显著表现者，亦常在‘改善’的旗帜之下完全牺牲”，“盖这种破坏，三十余年来已成为习惯也”。

　　那段时间，更令梁思成担忧的是战争对文化遗产的破坏。1945年春他从李庄来到重庆，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编制中国华北及沿海各省文物建筑目录，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明地点，以防止在战略反攻中被毁。梁思成同时建议美军在反攻日本时，保护日本古城京都和奈良。

　　中国营造学社1929年由热心文物保护的前北洋政府高官朱启钤创办，梁思成1931年加入后，与学社同仁踏访了中国华北、东南、西南等地15个省、200多个县，测量、摄影、分析、研究了2000多个汉、唐以来的建筑文物，这使得中国人在抗日战争时期能够准确开出一份文化遗产保护清单。

　　1948年12月北平围城之际，根据毛泽东指示，解放军邀请时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的梁思成绘制北平古建筑地图，以备被迫攻城时保护文物之用。北平和平解放后，梁思成再度应邀为解放军编制《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以为南下作战时文物保护之用。

　　《简目》中的大部分文物，成为了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果没有梁思成先生当年的工作，我们国家的文化遗产保存状况就不可能是今天这样的局面，好多地方可能早就不明不白地给毁掉了”，罗哲文评价道，“更难得的是，在国恨家仇之时，他还提出保护日本的京都和奈良。”

　　1940年12月，在宜宾读高中的罗哲文考上了营造学社的练习生，成为了梁思成的小徒弟。1985年罗哲文访问日本奈良，得知二战时日本大多数城市遭到美军惨烈轰炸，惟京都和奈良一弹未落，当地学者传说这受惠于中国学者梁思成的建议。

　　罗哲文证实了这一说法。“我记得梁先生当年带我去重庆绘图，他先用铅笔标出需要避免轰炸的地点，我再用墨笔上色，其中就有一张日本的地图，”他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追忆道，“梁先生在那张图上标出了两个地点，当时我不知道它们就是京都和奈良，后来我访问奈良，一下子就对上了。”

　　在营造学社旧址前，罗哲文向众人打开了一张日本报纸，内中显要位置刊出一则报道——“古都的恩人是中国学者”。

　　“这太不容易了，”楼庆西感叹道，“林徽因的弟弟在对日空战中牺牲，后事还是梁先生自己去办的，他何尝不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他保护京都和奈良，是认为它们是全人类的遗产，我想这就是当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

　　发掘文化竞争力的寻根之旅

　　走完这次活动全程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级建筑设计大师马国馨，认为这是“富有价值的一次寻根活动”，“当前国际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中，必须充分利用中华文化的宝贵资源，发扬我国文化的优势”。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朱小地则直抒心中的紧迫，“我国加入WTO之后，国外优秀设计公司抢滩国内设计市场的现实，给我们很大的压力。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缺乏文化底蕴的竞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最后的竞争是文化竞争。”

　　2003年朱小地领导的设计院与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失之交臂。在方案竞赛中,他们以独特的“浮空开启屋面”设计赢得评委青睐,可最终以第二名惜败,胜出者为普利茨克奖得主、瑞士建筑师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他们的“鸟巢”方案,灵感正来自中国传统的菱花隔断和冰花纹瓷器。

　　包括奥运会主体育场在内，近年来在北京兴建的几乎所有的地标性建筑——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新址大厦、首都机场扩建工程等，均被外国建筑师“斩获”，这在中国建筑界引起很大震动。

　　朱小地以复杂的心情带领设计院一班人马来到李庄“朝圣”。“我们备感梁思成先生治学精神的伟大”，他对《瞭望新闻周刊》说，“他早已为我们指明了中国建筑现代化发展的方向。”

　　在罗哲文手捧的那卷《中国营造学社汇刊》里，印有梁思成这样的话语：“以我国艺术背景的丰富，当然有更多可以发展的方面。新中国建筑及城市设计不但可能产生，且当有惊人的成绩。”

　　梁思成在研究中发现，中国古代建筑与现代主义建筑在本质上有诸多相同之处，比如都是骨架结构、因功能而产生形式、结构坦率表现、按模数法预制构件以适应大规模快速生产。

　　他认为，参考“我们自己艺术藏库中的遗宝”并“加以聪明的应用”，即可创造出中国的现代主义建筑。可这种探索在1955年遭到批判,被扣以“复古主义”的帽子。

　　“总的来讲，我们今天还没有解决梁思成先生当年提出的创造中国的现代主义建筑这个问题”，朱小地说，“重走梁思成之路，意义在于，我们只有真正地对中国传统建筑加以深入研究，真正体会建筑背后的文化价值，反过来才能找到中国建筑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朱小地回忆起十多年前北京在“夺回古都风貌”时的一些做法,“把什么房子都扣一个屋顶,而建筑师实际上对这个毫无研究。中国传统建筑是变化多端、因地制宜的,并不是只去做一个屋顶,而我们对这些没有把握。”

　　“梁先生的任务我们还没有完成”

　　“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1957年梁思成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85岁的国家文物局前顾问谢辰生至今仍在“分享”梁思成的痛苦。在奔赴李庄的前一天，他为保护北京前门一带的古城区奋笔疾书至深夜。

　　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万选蓉、张文康、冯骥才、叶廷芳等8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合向大会提交了一份调查性提案：“北京前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古建筑及街景布局，正在遭受着一场比拆城墙还要严重的浩劫，如果再不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并加以保护，北京将会痛失古都的历史风貌”。

　　谢辰生为此寝食难安。他不顾年迈，数度去前门拆迁区调查，就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

　　持续至今的大规模改造，已使北京古城这个被梁思成誉为的“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走到最后关头。“留下来的已经不多了，再拆下去就没了，”谢辰生对《瞭望新闻周刊》说，“过去只是拆城墙，扒了一层皮，可五脏六腑还在，而现在总不能把五脏六腑也给毁了吧？”

　　方圆62.5平方公里的北京古城，占目前北京市1085平方公里规划市区面积的5.76%。2004年清华大学的调查数据显示，古城内保留较完整的历史风貌空间，包括公园和水面在内，已不足15平方公里。

　　“在保护北京古城这个问题上，我永不言晚，因为古城的心脏还在跳动。”谢辰生倔强地认为，“只要故宫还在，皇城还在，不管还有多少胡同、四合院，我都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抢救。只要古城的心脏还在跳动，我就给她打强心针！”

　　近年来，谢辰生就历史文化名城与文化遗产保护数次上书中央得到重视。他与十多位学者去年联名上书吁请设立中国“文化遗产日”，经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批示获得成功。

　　去年12月22日，国务院为“文化遗产日”的设立下发通知指出，“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要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我从梁思成的身上获得了力量。”谢辰生说，“我为什么参加这个活动？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文化遗产日’是从纪念梁思成开始的，而现在危机最大的就是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梁先生的任务我们还没有完成。”

　　“我也欣喜地看到，国务院批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时，明确提出整体保护北京旧城，这正是当年梁思成的观点。而纪念节日最好的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完成的任务上，这是列宁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