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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燕园得名，中年弃史从政
人物
翁独健（1906-1986年），1928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1935年赴美国留学，1938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入巴黎大学深造。1939年回国，先后担任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等职务。翁独健早年专攻蒙元史，在蒙元史研究工作中成就突出。他与已故的韩儒林、邵循正两位先生各以开创性成就，把我国蒙元史研究推到新的阶段。他在上世纪40年代发表的《斡脱杂考》、《蒙古时代的法典编纂》、《元典章译语集释》等论著，史料翔实，论述精辟，文字凝炼，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燕园曾经有副流传甚广的对联：“只眼观天下，独脚跳龙门”，下联中所说的，便是翁独健。“妈妈嫁给了一个‘瘸子’，但是她义无返。”
受陈垣先生影响，决心研究元史
如果你非要让我从1928年开始回忆父亲，那就难了，因为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很多的事情，并不是我亲身经历。听说来的，难免不那么确切。父亲是个瘸腿的人，所以他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独健”。这个名字有两重意思，一方面说自己是个只有一条腿的人，跟其他人比起来，有个挺大的缺陷，但是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能用这一条腿，走出一点成绩。
父亲出身贫困，他的父亲是农村的一个穷牧师。从小父亲的学习就比较好。
1928年，在一些亲戚的资助下，父亲到了北京，当时还叫北平，考上了燕京大学历史系。
当时系里授课的名师很多，有陈垣、洪业、邓之诚等人。父亲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听陈垣先生说，外国人标榜汉学在法国巴黎，日本人不服气，要把它抢到东京去。“汉学研究中心在外国，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我们应该把它抢回北京。”这件事对于父亲的触动很大。当时外国汉学的研究都侧重元史，所以父亲就下决心研究元史，不久就写出了一些有见地的论文。因为才华出众，父亲深受当时系主任洪煨莲先生的喜爱。
父亲和洪煨莲先生的事情，是父亲经常说起的。对于恩师，父亲非常感念。父亲上学的时候，洪先生很喜欢这个学生，就帮着他联系到国外留学的机会，在联系的过程中，一直没有告诉过父亲，直到后来有了结果才告诉父亲。后来父亲还曾经和王钟翰先生一起整理洪先生的传略。
燕园里没有开花，燕园外结果
父亲上学的时候，跟他一个寝室的同学吴世昌，也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他只有一只眼睛能看到东西。他们的同学邓嗣禹当时以他们两个人的情况作了一副对联：“只眼观天下，独脚跳龙门”。横批取自《左传》：“盲跛相助”。这副对联当时在燕京流传很广。对联中说到的吴教授，去世后骨灰正好和父亲的骨灰都在革命公墓，而且在一个灵堂里面。好多老人都觉得他们俩有缘分，活着的时候在一起上学，死了之后还在一块儿。
在他们那个年代，自由恋爱的人并不是很多，爸爸和妈妈是自由恋爱而结婚的。听妈妈讲，在燕京大学上学的时候，两个人都在历史系读书，但是主攻的方向不一样。妈妈比爸爸小两岁，是不同届的同学。当时两个人虽然认识，不过并没有好起来。后来妈妈也出国留学，那时候爸爸也在美国，两个人也不在一个学校，一个在波士顿，一个在费城。妈妈在写论文的时候碰到了问题，想到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们经常说起的翁独健，就写信去请教。后来两个人就好上了。当时也说不上是谁先追求谁，好像是相互吸引。妈妈家里是没落地主，当年之所以从四川到北京来，是因为当时的军阀要逼她做姨太太，靠了一位传教的老太太的帮助，来到北京，上了燕京大学。后来那个老太太知道妈妈找了一个“瘸子”，有一次她和妈妈一起坐车，看到外面一个瘸子在走路，那个老太太就跟妈妈说：“你看，这样的一个人生活是多么困难！”
可是妈妈一点都没有犹豫，还是嫁给了爸爸那个瘸子，不但瘸，而且没钱。父亲在美国读完了博士，又去了法国继续读书。因为结婚，妈妈就又继续自己的学业，跟着父亲一起去了法国。
生女儿好，女婿总会听女儿的话
父亲学成之后，又回到燕京任教，在学生们的眼里，他是个平易近人的老师。1945年，我还是个四五岁的孩子，当时燕京大学刚刚在北平复校，父亲担任新生的导师。记得有一次有五六个学生到家里来，父亲和母亲都很热情地招待他们。
后来他们就经常到家里来，好像一家人一样。有一次，一个学生说到父亲没有一个男孩子……父亲说：“生女儿好！将来跟着女儿过日子，女婿不是总会听儿子的话吗？如果是儿子，那就得听媳妇的话了。”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一场尴尬就这样被父亲化解了。
父亲那时候不到四十。听他的学生讲，那时候他上课穿西装，领带后片常常比前片长出一段。每次进教室后，总是先走到黑板的那一头，把他的手杖立好。然后回到讲台前，拿开叼在嘴里的烟斗，猛地抬头，另一只手往后一捋他浓黑的头发：“诸位！……”这一声喊，把学生的注意力都集中起来，这时，他已经开讲了。他把历史这门学问，讲得通俗易懂，很多他当年的学生，还记得他说的“历史是七何之学”：“‘历史是七何之学’，要弄清何时？何地？何人？何事？如何？为何？还要问个然则何如？……”
我在外面听到他们在屋子里听广播
我知道得比较清楚的事情，是我出生之后。1947年到1948年两年之间，我只是个七八岁的孩子。现在记忆最深刻的，是父亲已经和地下党有了联系，那时候并不知道，后来回忆起来，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当时父亲在书房里，跟一帮学生，把窗帘拉上之后，就开始在里面偷偷地听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他们把声音开得很低，但是在外面的我能够听见，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的广播是这么开始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SRRA，频率850千周353公尺……
因为他们总是听，每次听都是这么开始，我就记住了。
具体的内容，反倒忘记了，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说，那些内容也听不懂。后来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在他的悼词中看到，父亲还曾经是地下党组织护校指挥部的总指挥。这些事，父亲后来没有和我说起过，我也没有问过。父亲在那一段时间到底具体做了些什么，我到现在还不清楚。后来我在很多的场合看到当年燕京学运的中坚分子，说起父亲，他们都知道。
在燕园的最后一段岁月
可能是有这样一段经历，解放后，父亲被任命为燕大代理校长，同时担任北京教育局局长，两边兼着。
刚解放的时候，大城市的教育局长，都是由一位民主人士来担任。而在燕京的角色上，大概是觉得父亲还比较能够被老燕京的人们接受。
父亲接管燕京的时候，大人一起遛弯，我也跟着。
一堆大人在一起，谈论的都是大人的事情。他们会说，谁谁谁是那一派，谁谁谁是这一派。这些话，我听都听不懂，也不关心。后来去问当年那一段事情，当年的那些大人都讳莫如深。父亲也没有说起过。有一次在同学聚会上，章诒和告诉我，有一次燕京开批判会，批判校长陆志韦，陆先生急得要撞墙，被父亲一把抱住了。文革时期，我们都不在父亲的身边，章诒和总是跑去和父亲聊天，父亲也喜欢跟她聊。换了我们，父亲未必喜欢，因为我们都不懂文科。
也因为这个，我们对于父亲的事情了解得很少。
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父亲在学术上是比较可惜的，在他学术上的黄金时代，因为参加革命比较早，又因为统战需要，去做了行政工作。学术活动不得不中断了。当然，这只是我的看法，他自己不这么看，或许他也这样看，不过，即使如此，他也不方便说。刚解放的时候，我们家还是住在燕大，一直到1953年，父亲才搬到城里来，开始完全做教育局的工作了。
口述：翁如璧 翁如琳
采写：本报记者 陈远
记者手记
在燕京大学最后的一段历史中，翁独健是一位关键的人物。这不仅表现在燕园解放时，翁独健作为教务长，是接收原来旧燕园的重要成员之一，还表现在后来，燕京大学的历史接近尾声的时候，他还是燕京大学的代理校长。燕京大学的那一段历史，现在很多老辈燕京人都不愿意提起，因为其中充满了太多辛酸的故事，旧同事、老朋友甚至妻子儿女，很多都在那一段历史中反目。经历了那样的一段历史，翁独健在众多老燕京人中保持了良好的口碑，不易。可惜的是斯人已逝，翁先生的女儿，对于那一段历史的记忆非常模糊，“父亲接管燕京的时候，大人一起遛弯，我也跟着……他们会说，谁谁谁是那一派，谁谁谁是这一派。”这一点残存的模糊的记忆，显示了燕京当时并不平静。
这段经历，显然给翁独健的影响很大，其弟子张承志在纪念文章《无愧的暮年》描写的翁独健的暮年，也许跟他的这段经历存在着某种隐秘的联系。《新京报》新闻热线：010－63190000、010－960963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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