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三年前深圳颁布的《深圳市支持金融业发展若干规定》(下称“金融18条”)，3月20日出台的《广州市支持金融业发展意见的若干实施细则》与之有惊人地相似。两个政策文件都规定，对在当地新设立金融机构总部的一次性奖励500万元，解决子女教育问题，购置办公用房给予补贴……甚至连补贴的标准都是一样：每平方米1000元。

　　这仅仅是广州、深圳争夺中心城市“战场”之一。随着广深两城并驾齐驱局面的逐渐形成，争做华南地区中心的暗中角力渐渐浮出水面，而中心之争的结果也日渐明朗。

　　在刚刚过去的广东省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审议通过的《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下称《纲要》)当中。

　　对于广深的定位，《纲要》如此描述：把广州建设成为带动全省、辐射华南、影响东南亚的现代化大都市，把深圳建设成为富有创新活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际性城市。广东省政府通过分工避免广深同质化竞争的意图相当明显。

　　中心之争

　　“珠三角中心城市现有的分工与定位主要还是由市场力量决定，广州和深圳已经作出了不同的路径选择。”广东省政府智囊机构成员之一、广东省社科院的科研处处长丁力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

　　实际上，广州和深圳的定位一直是这几年广东省两会代表热议的话题。随着形势的演进，广州和深圳经济逐渐形成齐头并进的趋势，2005年广州和深圳的GDP分别为5115亿元和4927亿元，两地仅相差190亿元不到。谁应该成为广东省的中心、广东到底需要几个中心等“中心之争”的话题浮出水面。

　　金融中心之争就是广深两地中心之争的一个最好的缩影。2003年1月深圳市政府提出了把深圳建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并出台了金融18条。2004年1月，广州市政府也提出“把广州建设成为带动全省、辐射华南、面向东南亚的区域金融中心”，提出与深圳金融18条相仿的《关于大力发展广州金融业的意见》，并且在2005年底成立专门为地方金融工作服务的正局级行政机构——广州市金融服务办公室。

　　在2005年和2006年的两会上，这种争夺到达了白热化，广州的省人大代表提出把深交所迁移到广州的提案。广州市正局级行政机构金融服务办公室副主任陈平也对记者确认此事：“当时确实操作过此事，只是没有成功。”

　　这个提案遭到了深圳方面的强烈反对，不少深圳的金融界人士斥之为“地方保护主义”。仿佛是作为反击，在2006年广东省政协和人大会议上，不少深圳代表发出了“从广州搬迁一所高校到深圳”的声音。虽然这个问题在广东省人大会议上当场遭到了广东省发改委主任陈善如和广东省教育厅厅长郑德涛的否决，但是广深两地在各种资源和政策上已形成争夺的局面成为一个事实。

　　这场“中心之争”的结果是广东省政府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的“现代化大都市”和“国际性城市”的表述和定位。

　　张德江与广东内外源发展

　　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联合国的发展思想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上世纪 40 到60年代主要追求GNP、GDP的增长；70年代从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促进内源发展、保护环境等方面突破旧的发展观；80年代进一步从环境保护思想中引申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90年代,可持续发展思想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开始进入量化指标探索和全面扩展的新时期。

　　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发展观，看重物质因素在发展中的主导地位，看重外部援助。在70年代的发展观中，“人已成为考虑的中心”，发展是从内部产生的，“一个社会只有按照自己的方式，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称“UNESCO”)1977~1982年的中期规划中提出，“内源的和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有两个基本要求：在形式上，发展应该是从内部产生的；在目的上，发展应该是为人服务的”。

　　2000年之后，中国多位经济学家在研究浙江现象时提出，浙江土生土长、更多是依靠内源发展的经济形态，较之外资驱动型的经济形态，有着更广大的示范效应，也有着更坚实的抗击外部变化冲击的能力。2002年11月，张德江从浙江调任广东，提出内源型经济与外源型经济要协调发展。他在东莞考察后指出，改革开放后，东莞走出了一条以“三来一补”起步，以加工贸易为主要特征，以外向型经济推动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道路。进入新世纪之后，包括东莞在内的珠江三角洲先发优势、地缘优势明显弱化，国内区域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外向依存度很高的广东特别是东莞，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更大的挑战。如何应对？一是在外源型经济发展方面实现新的突破，大力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继续做大做强外源型经济；二是在内源型经济发展方面实现新的突破，加快发展民营经济，迅速壮大内源型经济，形成新的经济支柱。

　　广州主内、深圳主外，是一种形象的说法。从根本上，两座城市都需要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前提下，协调发展，统筹发展。(橡子)

　　广深面临路径选择

　　“这场‘中心之争’实际上体现的是，广深持续了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面对何去何从，两城市需要重新选择经济发展路径和增长模式。”中山大学珠三角研究中心的一名教授表示。

　　这场“中心之争”的背景是民工荒、油荒、气荒等各种生产要素短缺危机此起彼伏，珠三角赖以迅速发展的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土地制胜的经济模式走到尽头。

　　丁力表示，在丧失政策优势之后，深圳一下子找不到发展的方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深圳的作用仅仅是珠三角与香港联系的通道和桥头堡，这个时期被称为深圳的“边缘化”和“孤岛化”时期。

　　在民间，这种失去方向后的焦虑和迷茫表现为“抛弃论”的出现：2002年一位网友的2万字长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发表后，引起了深圳居民的巨大的反响和共鸣。

　　此间，广州一度发展速度落后于深圳。但是广州最终找到了另外一条道路：吸引大型跨国企业前来投资和设立中国总部。看中良好基础设施和便利交通条件，以广本、丰田等为代表的大量跨国企业纷纷以此作为进军内地市场的桥头堡。据不完全统计，到2005年为止，20%的世界五百强在广州设立了总部和办事处等机构。

　　“但是像广本和丰田这样的大型跨国企业数量也有限，而且关键是在让出了市场之后，这些跨国企业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技术溢出，而且广州的企业对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也非常有限。”丁力表示，这种模式和路径也难以长久持续，必须做出改变。

　　内源型经济与自主创新

　　“广东省和珠三角区域内实际上都存在两种不同的产业结构，内源性产业结构和外源性产业结构，广州、深圳就是这两种结构的代表。”丁力表示。

　　内源型和外源型经济是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2002年从浙江转任广东时提出的概念。

　　外源型经济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从国外空降而来，其源头和重心仍在国外，“这里的源指的是经济增长之源，外源型经济增长的源头来自外部。”丁力强调。与此对应，内源型经济指的是增长源头在内部的经济结构。

　　而主要把市场朝向国外的深圳，可称为外源外用型经济，而广州的广本、丰田等外资企业，其市场主要在国内，可称为外源内用型经济。

　　广东省社科院还从统计口径上对内源型与外源型经济作了较为明确的划分，外商直接投资和港澳台投资属于外源型经济，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属于内源型经济。

　　“实际上是要把广州建设成外源内用型经济，把深圳建设成内源外用型经济。”丁力说。

　　按照丁力及其同事的分析，深圳发展内源型经济有三大优势：其一，深圳的创新意识较强，经济的知识含量较高。统计数据表明，2005年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据全市GDP的29%，而其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产值又占全部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58%。其二，深圳的集聚效应吸引了一大批高校、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公司来此落脚。其三，靠近香港是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优越条件，也是企业今后走向国际的重要跳板。

　　泛珠三角双火车头

　　长期作为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广州聚集了大量的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以后，与珠三角其他地区的外资和港澳台企业唱主角不同，广州地区的民营经济发展相对较好。

　　据了解，虽然在纲要中广州的定位是外源内用型经济，但是这只是一个时期内的策略，吸引外资企业的最终目的是消化吸收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最终达到增强自主创新。

　　与深圳的内源型经济不同，广州最终的定位在于“内用”，在《纲要》中与此相对应的描述为“带动全省、辐射华南”。

　　实际上在广东省政府的定位当中，让高层作出广州主内的决定的是广州长期来作为整个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的历史地位，以及跨国企业看重的作为进军内地市场尤其是泛珠三角的桥头堡作用。

　　泛珠三角合作是广州未来的机会，广州主内、以泛珠三角作为腹地；深圳主外、以香港作为跳板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双城最后发展成为以自主创新为主导的内源型经济，并成为整个泛珠三角地区的双火车头。参与了“十一五”规划编制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如是表述。

　　“从这个角度说，虽然广州和深圳的定位和选择的路径不同，但是最终的目的都是以自主创新为主导的内源型的经济，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丁力表示。本报记者熊剑锋发自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