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日前广州市的领导要求民警在抓捕犯罪嫌疑人时要敢于开枪，曾经有警察没有鸣枪示警就开枪的情况发生，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看？对警察可以开枪的条件是如何界定的？是不是会改变警察使用枪支的限制？

　　[武和平]:

　　这个问题是依法使用枪支的问题。二十多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公安机关依靠群众，坚持不懈地开展打击刑事犯罪，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还包括社会结构转型的原因，对抗程度非常强，特别是发生警察牺牲伤亡的情况，前不久我们新闻发布会发布的数字，每年四百人左右牺牲。关于公安机关枪支枪械的使用规定是非常严格的，一方面要使它成为打击犯罪、震慑犯罪的有力武器，同时也要防止枪支的滥用。公安机关的领导机关一直在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枪支是公安机关特别是执行一线警察的有力武器，刑法里有专门规定，在我们警察人身受到生命威胁或者群众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可以果断开枪，击毙犯罪，这都是在法律范围之内的行为，是应该得到支持的，也有这方面的案例。

　　[新华社记者]:

　　一季度的总体情况是严重暴力犯罪案件下降，侵财犯罪案件上升，近一两年来的情况是不是也是这样的趋势？第二，除了数量的上升外，公安侦破侵财案件当中还面临什么新的挑战没有？除了近几年来诱发侵财案件的增多，除了数量增多，公安机关对破这样的案子还存在什么样的挑战？第三，一季度侵财案件增多的案例，是不是发生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里相对多一些？

　　[武和平]:

　　目前犯罪的态势，由于社会发展，诱发犯罪的时机多了，犯罪增多是怎么造成的呢？它是犯罪的诱发因素，法律术语叫客体和犯罪的主体，就是犯罪的人，客体加主体，小于犯罪控制，那么总量开始下降；大于犯罪控制，总量就增加。这个控制是什么呢？是两大控制，一是硬控制，法律、监狱、司法机关、公安民警、法律法规、政府组织，这是硬的控制。软控制是道德、信仰、思想。所以，在整个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过程当中，在一定时段很可能我们的管理控制力量还需要适应，这个不适应期犯罪的诱发因素就较多。同解，讲到侵财犯罪和暴力犯罪的问题，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情况分析，是根据“十五”期间整个暴力犯罪的态势和走向，我们注意到，确实有东部逐渐向西部发展蔓延的倾向，是不是和经济发达和人财物大流动有关系？这里有一个相关的最起码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转移。比如市场经济充满活力，诱发犯罪的因素就增多。

　　[武和平]:

　　犯罪就是被法律所禁止的行为。现在的侵财犯罪高发是有必然性的。根据国际方面的调查，人均在一千美金到四千美金这个跨越阶段的时候，往往是刑事犯罪高发的时段，这带有规律性，也带有必然性。但是同时也是可控的，不是我们就束手无策了。只要我们有针对性地打，有目标地防，科学地去管，特别是结合综合治理，最好的刑事政策是社会政策，比如富民利民、建设新农村，就可以大大缓解一些农村地区的犯罪。随着城市的发展，我们提出科学发展观，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同时遏制黑恶势力，遏制形形色色的违法犯罪活动，依法严惩严重的暴力犯罪。这几年公安机关不懈努力，暴力犯罪问题在走低。

　　根据社会的发展，“十一五”期间，我们意识到还会有犯罪的浮动问题，会出现一种“洼地现象”。治安防范加强的地方，局部会好起来，犯罪往哪里去了？流向了不加防范、不加控制的一些地区。正如刚才这位朋友所提，暴力犯罪、人身犯罪减少，预示着我们社会管理控制率的增强，和人民群众人身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那么侵财犯罪多发，说明我们经济大发展过程当中，还有一些不适应，在管理环境上有空白的部位和地区，提示我们加强防范控制，实行打防结合、以防为主、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治安治国方略。

　　[香港《南华早报》记者]:

　　一季度群体性事件的案件发生量怎么样？有没有增减？第二，在基层基础建设过程当中，提出东方模式的概念，即大量依靠老百姓。事实上我们采访当中，跟基层老百姓接触的话，发现当地的警方甚至包括出警不勤的问题，比如说佳木斯虐童的案子，家属说孩子丢了一年，警察都没有帮忙找，发生了至少六个孩子都惨死的情况。按照公安部这样一个很好的理念，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也想问一下，佳木斯那个案子是怎么处理的？

　　第一个问题，刚才你说的这个概念，我们公安机关是这样认为的，对于出现的一些影响稳定的，比如出现了一些打砸抢的问题，公安机关会去维持治安，维持秩序，防止因为这些诉讼问题影响他人的安全。刚才讲了，社会快速发展过程当中，确实出现了利益格局的调整，有关征地、拆迁、产权纠纷等等问题，都属于这些问题。再往下深说一步，它实际上是对政府的信赖，现在老百姓还习惯于依赖我们的政府。这些问题，按照事权是由各级党委和政府来解决的，随着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国务院、党中央一系列的富民政策，包括加强保障机制和扩大就业，这些问题会逐步得到控制和化解的。公安机关的任务就是维持、维护正常的社会治安秩序。所以，对其中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的少数的、极个别的违法犯罪的行为，公安机关必须依法处理，以保护大多数群众，这还是依法执行公务。所以利益诉求的问题，还是要按照法制轨道来进行，群众到各级信访部门反映，第二是通过司法途径来反映。

　　[武和平]:

　　第二个问题，佳木斯的案件，公安部和当地公安机关非常重视，杀人犯罪，严重危害群众安全感。公安部得知情况后，立即派出人员指导案件侦破。犯罪分子目前已经移送检察机关。这里面，当地公安机关进行了反思，作案分子是性犯罪、强奸罪入狱，出狱以后再作案。他侵袭的都是未成年人，有的是学校里就读的学生失踪了，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再有，大家知道，对网吧的管理，国家有明确规定，不准未成年人进入，而这些孩子就在网吧里，没有人报告，也没有人提供这些孩子的下落。还有，比如作案人是出租房，出租房如何管理？惨痛的血案发生以后，公安机关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反思这些问题。实际上，对于恶性案件的遏制和打击，一方面靠公安机关去侦破，有句俗话说的好，再好的外科医生，不如不动手术，只要我们工作到位。就这一线之差，我们的工作没到位，结果六个孩子惨遭杀害。当地公安机关采取的措施是严肃认真的，包括改进措施，今后对于失踪人口，特别是儿童失踪的，公安机关给予重视，加速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