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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中级法院推行刑事被告人自由着装制度，彰显无罪推定精神被告人穿着自己的服装出庭。 刘罡 摄
本报讯 （记者 廖桂金通讯员郑金雄）今天上午，毒贩龙伟良、刘勇都穿着短袖T恤出现在市中级法院的审判法庭，立刻吸引了众人的眼球：因为他们竟然不是穿着人们熟悉的囚服。
被告人刘勇说，如果穿着囚服出庭，让旁听的家属见了肯定会很不舒服。“其实，我早想提出穿自己的衣服出庭受审，但是始终没敢说出来。”今天早晨，当看守所警察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立刻表示要穿自己的衣服，“穿我自己的衣服，感觉好多了，我的家人看了也会觉得好一点。”
司法实践中，一些涉案高官，比如韩桂芝、胡长清出庭时都没有穿囚服。但被告人“自由着装”作为一项制度，在全国并不多见。
这项改革得到厦门看守所的支持。今后，自由着装出庭的“特殊待遇”将惠及在市中级法院“过堂”的所有刑事案件被告人。当然，被告人不能穿得邋邋遢遢，而应当选择正规的服装。毕竟法庭是庄严的场所。
在法庭上，穿着自己服装的刘勇神态平静。检察机关当庭宣读了起诉书：1月8日晚上6时许，龙伟良在刘勇陪同下，携带一包海洛因乘出租车由安溪赶到集美火车站附近，正准备以2.5万元转手时，被警察当场人毒俱获。经鉴定，两人携带的这包白色粉块净重106.70克，确实含有海洛因成分。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龙伟良、刘勇的行为已经涉嫌贩卖毒品罪，两人是共同犯罪。
龙伟良起初对指控“有意见”，他认为自己只是帮忙携带物品，而并非贩毒。经检察官当庭教习法律后，龙伟良又承认，自己确实收了“老板”每月1500元的工资，受雇帮忙贩毒，案发当时也知道携带的那包物品就是“白粉”。
市中级法院副院长黄小民说，让被告人自主选择穿什么衣服出庭受审，符合无罪推定的要求，也顺应了世界司法的惯例。同时，也是对法官无罪推定意识的强化。我们也想告诉民众，无罪推定的受益者，不仅仅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而是社会的全体公民，因为任何一个公民都是刑事诉讼潜在的主体，都有可能因为某个原因而进入到刑事诉讼的流程中。而这类符号性措施，无疑将有利于民众对无罪推定立法本意的正确理解。
国外被告人出庭着装
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要求被告人“不受任何形式的侮辱、好奇的注视或宣传”，“应准穿着自己的服装”。它还提出一个“非绝对必要不得使用”的原则，即除非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避免对他人造成更大的伤害，才可采取审前羁押、使用戒具等措施，否则，能保释的就得保释，能不用戒具的就不用戒具，总之，是要使被告人的尊严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勒令被告人穿特定囚服出庭，不符合“绝对必要”的原则；因为，他穿自己的服装出庭，一点都不会妨碍开庭，不会影响审判质量。
在法庭上允许被告人穿自己的服装，是国际通例。在美国、英国以及我国香港等地，有时甚至连谁是被告、谁是律师都不易分清，因为他们都西装革履地坐在一起。在一些国家，为了强调被告方和指控方的“平等武装”，检察官出庭也不统一着装。这样，被告人和检察官都有可能穿同一颜色的服装，不细听发言，还真难辨明彼此身份。（据新京报）
看守所的被服管理制度
一、在押人员的被服统一由看守所配发，统一式样、颜色、标记。
二、被服发放标准：单衣、单裤、单鞋、内衣、内裤，第一年两件，以后每年一件，棉衣、绒裤每两至四年一件，棉被、毛毯、枕头，每四至六年一件；罩衣、裤子每年一套。
三、在押人员的被服应以夏季和冬季为区分发放两次。新入所的在押人员，按入所季节随时发放（随身携带的内衣裤，新净的允许使用）。发放被服时，要由看守所干警亲自掌握，详细登记和填写《在押被服卡》。
四、在押人员出所时，被服一律收回，内衣、鞋裤可不收回。没有衣服更换的，经领导批准，可发给新衣服一套。
五、设立被服修补组，对破损的被服及时拆洗修补以保持整洁，延长使用期限。
六、被服的领取、发放和保管实行专人负责，每月上报一次。
七、每次收回的旧品要洗净晒干，尽量做到修旧利废，节约开支，确实无法使用的要捆好，不得乱丢，集中处理。(来源：厦门晚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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