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的一天，忐忑不安的我敲开了粟裕首长办公室的门，从那一天起，我开始了长达16年的粟裕首长机要秘书的生活。

　　老首长的教导鞭笞我

　　老首长对我的要求很严，也很高。他经常提醒我，不要过多地从生活上关心他，要多从工作上、政治上关心他。他经常敲打我思想上的毛病。他有时对我说，你这个人主观性很强，总认为自己的意见是对的。这就不好了，你要注意呢。我时刻牢记老首长的教导，把这些意见作为座右铭来鞭策自己。从不敢因为自己是粟裕的秘书，而神气十足，忘乎所以。我能在老首长身边健康成长，同老首长潜移默化的榜样力量有着直接的关系。

　　1964年，我离开他身边后，他还牵挂着我，关心着我。我到了政治学院，他关心到政治学院。我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他电话打到我的团部了解我的工作情况、身体情况。我始终认为，老首长对我是有特殊感情的。没有特殊的感情，首长能那么关心我吗？

　　老首长关心暖人心

　　老首长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头痛病和美尼尔氏综合征。1950年毛主席批准他到青岛休养。一段时间后，病情不见好转，还有加重的趋势，毛主席又批准他到苏联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这时，我认识了徐迪民，经过了一段时间接触，相互了解后确立了恋爱关系。我心想，我有爱人了，这是一件好事，应该写一封信告诉远在苏联的老首长和他的夫人楚青同志，他们知道了一定会高兴的。于是，我和迪民合拍了一张照片连同写的信寄给了他和楚青同志，他们很为我找到了女朋友而高兴。直至几十年后的一天，楚青同志还对我说，小徐长得很漂亮，你能够找到她，我们很高兴。

　　1951年11月，我跟随着首长调到北京总参谋部工作，我和迪民不得不天各一方。老首长是一位很细心很仔细的人，连我和迪民的恋爱问题他都想到了。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和小徐的恋爱关系，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寄封信给南京军区政治部，把她调到北京来吧，你看这样好不好。”一股暖流顿时涌向我心头，我说：“太感谢您了。”他给华东军区写了信，不久小徐就调到北京来了。

　　1952年，我和迪民向组织打了结婚报告，批下来后，我向老首长报告了这件事，他说：“那好呀，我就等着吃你们的喜糖了。”什么时间结婚，我们没有同他说。我们计划在1952年除夕晚上举行婚礼，我向他汇报，他说：“那不好，我22号就要到杭州去，这样就参加不了你们的婚礼了，吃不了你们的喜糖了。必须把婚期提前到我走之前。”根据首长的意思，我们在12月18日举行了婚礼。

　　这一天，老首长和楚青同志以主婚人的身份买了礼物高高兴兴地来祝贺我们。是老首长的关爱，使我获得了美满的婚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老首长是个孝子

　　老首长是个孝子，全国解放以后，老首长就把他的母亲从家乡接到身边来住，并把大姐接来照顾母亲。1951年，老首长从南京调到军委总部工作，没有将母亲一同接到北京住。母亲和大姐的生活费，他每月按时寄去。每次出差到南京，他都去看望母亲，和母亲拉家常，谈往事，母亲用老首长爱吃的冬瓜糖招待自己的儿子。

　　1954年，我将母亲接到身边来住。老首长上班时看到我的母亲总是说：“老太太你好啊！”在院子里面散步碰到我母亲就说：“老太太你真幸福，有了孙女还有孙子，多好啊！”

　　逢年过节，老首长还给我母亲送礼物，有的时候送手套，有的时候送毛绒帽子。1957年，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老首长随中国军事代表团从苏联访问回来，还专门到我的房间，来看望我的母亲。

　　1960年4月19日至28日，我跟首长出差在南京，我的母亲带着我的侄女从无锡到南京。首长见到我的母亲很高兴，我母亲临走时，首长还买了一条牡丹烟送给她，买了一盒糖送给我的侄女。这一桩桩一件件事，我的母亲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母亲对老首长说：“首长你真好！你这么忙，还想着关心我，我真过意不去，我儿子有什么做不好的地方，希望你严加管教，有毛病给他指出来。”老首长说：“老太太你放心，你的儿子在我这儿工作表现不错，有毛病我会给他指出来的。”

　　刻骨铭心的回忆

　　老首长不只是关心我一个人，他身边的其他工作人员，也都受到他很好的关心。

　　老首长非常关心手下的广大战士。作为高级军事指挥员，他的指挥原则是一般不打击溃战和消耗战。因为击溃战、消耗战伤亡大，缴获少，要打就打歼灭战，歼灭战伤亡小，缴获大。虽然如此，他还是要求部队把战斗伤亡降到最低限度，同时他还要求部队不要丢下一个伤病员。豫东战役我们的师长肖锋、政委李曼村曾亲自抬担架抢救伤员。一纵队三师师长刘亨云，肺部中弹（一条十厘米左右长，手指般粗细的锯齿形弹片钻进右肺），生命垂危，首长专门跑到医院去看他，安慰他，为他请了一名叫爱诺斯的加拿大外科专家给他动了手术，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

　　“文化大革命”中，叶飞落难，被关在卫戍区。老首长给周总理写信，把他解放出来，安排在交通部招待所住，老首长还向中央军委建议，让叶飞当海军司令员。

　　张震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得到了老首长的关心。“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把张震整得死去活来。有人趁他上厕所时，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强行将他从两米多高的围墙上吊拉过去。他顿时昏死过去。造反派仍不放过，又将他在地上拖拉了几十米，还用铁棍猛打他，致使他全身多处出血。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张震派了他的二儿子连阳带着血衣直奔北京，报告老首长，粟裕知道后，马上向总理报告。周总理立即给许世友打了电话。许世友司令员派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大胜到学院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把张震从造反派的手中救了出来，送进南京军区总医院保护了起来，张震总算躲过了一劫。

　　这一桩桩一件件感人肺腑的往事，集中说明一个问题，老首长对他的部下太好了，可以说好到底，好到家了。这样的好首长、好领导、好指挥员过早地含冤走了，能不令人伤心、流泪吗？任岁月无情地流过，但这些刻骨铭心的回忆，今生今世，我都会牢牢地记在心头的。

　　党史期刊

　　《世纪风采》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