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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这里先后走出近500名大中专学生。
可至今，乡亲们依旧固守着贫困——“状元村”的一声悲叹
核心提示
农场村偏居黔西一隅。
地少人多，种的粮食只够吃半年，如果单靠种地，年人均收入仅有几百元……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贫困村庄，从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已成功“生产”出近500名大中专学生，其中不乏硕士。
“穷则思变。”这是农场人经常说的一句话，他们认为最好的出路就是读书。
在农场村，父母举债供子女读书，哥姐打工接济弟妹上学……感人的一幕幕频频上演。数十年过去了，农场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状元村”，贫瘠的土地创造出了贵州乡村教育的奇迹。可是，令人尴尬的是，一个个“状元”从农场村走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生活在那里的父老乡亲依旧固守着那份贫困……
一个村庄与一所学校
夕阳西下，记者在黄昏时刻踏访农场村。
雨后的空气显得格外清新，漫山遍野的油菜花正开得灿烂。
见记者来访，村支书孙成贵热情地把记者让进里屋。当了23年的支书，孙成贵对村里的“掌故”再熟悉不过了。
“我们这个村，一直保持着重教重学的好传统。”据孙成贵介绍，上个世纪70年代，县里准备在农场村建立一所学校，地址都选好了，可是因为资金短缺，此事后来搁浅了。令人意外的是，消息传开后，村民自发到10公里以外的地方背砖建校，全村出动，历经数月，一座砖木结构的校舍终于落成。
斗转星移。当初的校舍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现代化的教学楼。如今的农场学校，是村里最漂亮的建筑。
据农场学校校长陈忠林介绍，农场学校建成于1999年。
“是一所九年制学校，现有学生1000多人，教师34人。”一直以来，该校的入学率都保持在99%以上，由于教学质量较好，周边一些村庄甚至镇上的小孩都慕名来这里念书。
“村里人为什么这么重视教育呢？”面对记者的疑问，孙支书随口答到：“穷则思变。”
农场村地少人多，人均只有几分地，田里种的粮食对于大多数人家来说，只够吃半年，接下来的半年只能靠杂粮维系，全村至今有一半以上是茅草屋，“如果单靠种地，年人均收入也就几百元。”
贫穷！贫穷！而村里人认为改变现状的最好出路就是读书。
现任雨朵镇党委委员的赵剑岚就是农场村走出来的“状元”，赵家有三兄弟，赵剑岚排行老三。“小时候，父亲唬我们读书是村里有名的，哪家孩子读书有出息就会被父亲拿来当教育我们的榜样……”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父辈教育子女如此殷切，农场村的孩子也显得格外懂事。
在农场村，还有不少小孩靠去小煤窑挖煤挣学费，有个叫沈传福的，家里是吃救济粮的，在当地念书的时候，每到周末就去挖煤，中考时以全县前5名的成绩考入黔西县一中。
农场学校的陈忠林校长在求学过程中也整整挖了5年煤。
类似的故事，太多太多。
乡村教育 演绎奇迹
赵世奇家是农场村的“名门”，皆因赵家7个子女中有6人上了大学。在农场村，只要谈起读书的事，村民必谈赵世奇。
拜访赵世奇的时候，他正在忙活手头的木工活。
赵家居住在一个叫岩头的小寨，两层楼，土墙，钢筋混凝土封的顶，木栏杆，红色琉璃瓦，俨然一座“状元楼”，显得比周围的茅草屋气派多了，这是赵世奇的大儿子三年前寄钱回家翻盖的。
谈起子女的事，赵世奇滔滔不绝，现年63岁的他，一辈子最让他自豪的可能就在于此了。
赵世奇曾是村里的民办教师，因为子女众多，为了挣钱培养子女，他转行干起了木工。
在子女的教育上，赵世奇对大儿子赵代林最为用心，在他的督促下，大儿子也争气，初中和高中都只读了两年，1982年，年仅16岁的他就考上了哈工大……
有了哥哥的榜样作用，弟妹们也暗自较劲起来，并先后考上了大学。如今，赵代林和四弟大学毕业后都留在上海工作，三弟赵代江在黔西县委办，五弟在昆明，两个妹妹一个在省城当医生，一个在黔西教书，只有二弟在外打工。赵家在村里成了“名门望族”。
在农场村，还有两个人物倍受乡亲们的赞赏，他们的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
一个叫赵勇，自幼聪明过人，考入贵州工业大学后，“年年考第一”，而且英语尤其厉害。
有一年，学校邀请了北京工业大学一位名师到学校开办讲座，赵勇用英语和对方展开争论，令这位名师非常喜爱，遂决定破格录取他为北工大硕士研究生，如今，赵勇还在该校攻读硕士学位。
另一个叫严江。此人口才极佳，思维活跃。深圳大学毕业后，曾供职于某机关，因不满人浮于事，愤而辞职，后回到贵州创办自己的软件公司，遗憾的是，几年前在一次车祸中不幸身亡。
据不完全统计，自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这个只有2000多人口的小山村，共培养了近500名大中专学生，其中不乏硕士。
一个贫困的小山村创造出如此教育奇迹，这在黔西县成了不少人茶余饭后争相谈论的话题。
2002年，黔西县城一位业余记者打听到这一消息后，辗转找到农场村进行采访，并投书报刊。没想到，文章见报后，陆续引来各路媒体争先报道，从此，被誉“状元村”的农场声名鹊起。
盛名之下的沉重
“家里现在太恼火了！”在兰嘉勇家破旧不堪的房子里，接受记者采访时，70岁的兰父坐在床头只是一个劲地叹息。屋里阴暗，还散发出阵阵霉味，冷风不时从破旧的墙角“飕飕”地吹了进来。
兰嘉勇现是贵州民族学院建筑系大一的学生，为了支付他的学费，家里至今已一贫如洗。
兰父给记者粗略地算了一笔帐：儿子从小学到初中至少花了万把块钱，高中三年少说也花了一两万，现在上大学，“钱更是花得厉害”，而家里只有三四亩田，转包出去一年也就换回1200斤包谷，都不够吃。
“没办法了，他哥姐为了他读书只得出去打工了。”兰父说，大女儿和二儿子出去打工日子也不好过，一个月也就五六百元，还要接济小儿子读书，“也够难为他们了”，所以家里也不敢问他们要钱，实在到了没米下锅的程度才勉强跟他们打电话。
村里人安慰兰父：“苦几年，等你小儿子大学毕业日子就‘出头’了！”但兰父心头仍旧觉得沉重：“听说现在大学生多了，找不到工作的人一大箩……”
据村支书孙成贵介绍，目前全村大约有600多名年轻人外出务工，他们中，相当部分人是为了挣钱供弟妹或子女读书。家里没有劳动力外出打工的，要么让子女辍学，要么就得“举债”读书。
赵世奇在这方面的“魄力”最为村里人折服。据他自己介绍，从1985年开始，为了让子女们读书，他就开始借钱。刚开始是向亲戚朋友借，后来就向镇上的信用社贷款，甚至借高利贷，“100元每月就得给5块利息，单这样的高利贷我就借了五六千元。”赵世奇说，借债最多的是在1992年，当年他共欠下18000多元债务。“培养6个子女上大学的钱几乎都是靠借贷，直到前年子女先后工作后才把所有债务还清了。”
“学费越来越贵，现在读书几乎成了村里人最重的负担了。”村民们如此感叹。
以兰嘉勇所在的贵州民族学院建筑系为例，学费一年2800元，住宿费800元，再加上生活费和其他开销，一个大学生一年的花费应该不低于6000元，而这相当于农场村一个农民家庭五六年的收入。对于那些年收入不足千元的贫困家庭来说，供养一个大学生就意味着这个家庭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处于贫困状态。
反哺“空白”的悲哀
“考上的都走了，然后把家人安置到县城，几乎没有回来的……”孙支书有些无奈地说。数十年过去了，虽然从村子里走出了那么多大学生，但农场村贫瘠的命运并没有被改变。“读书，改变的只是那些娃娃和他们的家人的命运。”
在孙支书的心里，有个愿望埋藏了几十年了。
村里唯一的进村公路每逢下雨天总是泥泞不堪，村里人倍受困扰，只是苦于没钱修路……这种状况从孙支书懂事起就一直持续至今，他老指望着哪个村里的“状元”能出面拿点钱修路，但终究未能如愿。“如果把路修好了，村民进出方便了，可能致富的步伐就加快了。”
兰嘉勇把村里的贫瘠归咎于“状元”们的反哺空白，并认为“这是一种悲哀”！
在大学里，每次和外省的同学谈论起毕业后的去向，坚持“回老家”的人为数不少。相比之下，农场村里的人考上大学以后，总是“飞”了，这让兰嘉勇觉得很汗颜。
“我们为什么不能回到村里，带动乡亲们致富呢？”怀揣这美好的想法，兰嘉勇一考上大学就和三个好友约定：大学毕业后，一定回农场村去！
同为农场村走出的“状元”，雨朵镇党委委员赵剑岚却不认同兰嘉勇的看法。“你说让考上大学的人回农场，关键是回去以后没有他们的用武之地，这样不是浪费人才吗？”
“其实，走出来的人也不是不想为改变农场村的命运作些努力，关键是很多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赵剑岚道出了自己的苦衷，每个月就千把块钱的工资，除去家里开销和人情花费，几乎所剩无几。“在省外工作的可能收入高点，但人家的消费水平也高，买房置业都要花钱，也不大可能给家乡支援。”
即使培养出6名大学生的赵世奇，至今也只靠自己做木工维持生计。“孩子们在外面都不容易，不想麻烦他们。”赵世奇说，一个儿子在成都工作，仅买房就花了30多万元。
“实际上，不仅是农场村，整个西部地区都存在这种现象，我们的家庭都在全力以赴地为发达地区培养人才。”贵州省社科院胡晓登研究员对此颇有感触。
“学生不回来，他们本身没有错，我们不能怪他们。”胡晓登表示，要想真正改变西部农村地区的落后面貌，最终还是要靠“两条腿”走路：一是大力发展基础教育，改变农村的人文条件；二是加强技能培训和职业技术教育，使农村人口掌握脱贫致富的基本能力。
作者：商国锐 何星辉
来源：贵州都市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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