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有司法机关做出仁义之举，公众必有一种直接的心理反应，这便是舒服和欣慰的感觉。日前有报道说，厦门中级法院践行无罪推定原则，准许两名涉嫌贩卖毒品的嫌疑人穿着自己的衣服走上法庭受审。而在此之前，大多刑事案件的被告人都是要穿着看守所的“号服”上庭。

　　虽说嫌疑人穿号服上庭只是个传统习惯，并没有法律做出强制性规定，但是，这个习惯却被延续下来了。司法实践中这种传统还有，比如已决犯（包括很多未决犯和劳动教养人员）在进监狱之前要剃光头之类。

　　照理说，不穿“号服”上庭并不是严格意义上无罪推定原则的体现，因为穿了号服也不表示就是罪犯。但是，从法理精神上来理解，这确实是文明进步的表现。无罪推定在审判上的实质意义体现为疑罪从无，就是说有怀疑但不确定的，要判决无罪，而在判决之前，它已经体现出一种善意和宽容的目光。翻译成通行的定义就是，未经法院判决有罪以前，任何人都有被视为无罪的权利。

　　这里说的“视为无罪”，就是说我们要以看待一个普通的目光来看待他，即便你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如果你知道他已经做了很多坏事，很可能会被判有罪，也要把他看成一个普通人，原因是他已经面临法律的追诉，他已经来到了强大的司法机关面前，处于弱势的地位，所以要给他充分的保护和平等，让他得到公正的判决。否则，稍有不慎，他就可能得到比应得的处罚更严重的后果，那样的结果依然损害了司法公正，也不是人们想要的结果。

　　在厦门中院的这次审判中，两名被告人都穿了T恤，并对这种特殊的待遇表示了感谢，他们认为这样出现在法庭上，可以让来旁听的亲属心里好受一些。这样的话让每位听者都“心有戚戚焉”，人们由此能感到仁义之举已经在他们身上发挥了作用。

　　无罪推定原则在中国的落定，始于1997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自那以后，无论是在程序方面还是在实体方面，刑案被告人都得到了更多的公正，这是无需证明的事实。

　　但是因为它成长时间短暂，以及旧有观念的强大，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很多在精神实质上与之抵触的具体情形，比如公诉人开场便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话，以及主审法官们唱和相随的怒斥，以及不给座位，不除戒具之类的情况都还不时见到。

　　若是从侦查机关（公安和检察系统）来说的话，那么践行这一原则需要克服的困难自然要远比法官难得多，若是放眼望去全是好人的话，那便抓不到一个坏人，若是抓到坏人之后全将其往好处想，那审讯便进行不下去。他们的困难在于，既要尽力证明眼前的人犯了罪，又要竭尽全力保护他作为公民的权利。设身处地为他们考虑，这的确不容易。尤其是在刑侦水平有限，手段单一，而破案压力巨大的情况下。

　　但是，无罪推定的原则既已确立，执法者无论如何都不可与之对抗，惟一正道就是提高自己。从技术上、程序上、法律观念上，也要从保持善良心态上提高自己，必须努力让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正义和仁义。

　　或者换句话说，必要借助这两种力量来完成自己的任务。《新京报》新闻热线：010－63190000 、010－96096333